本文以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的更迭与发展为研究客体，围绕“报纸在机关体系中的结构性功能”与“机关对报纸的结构性作用”两条相互依存的线索，提出，在特定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机关报与机关的关系，走过了一条从松散的互利，到相对紧密的共生，直至派生出新的、更为丰富的机关/机关报关系的道路。　　本文坚持，机关报是一个结构性的历史概念。就本文的论域而言，自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始，至1872年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止，第一国际中央层面的机关报，经历了《蜂房报》前期(1864年11月-1865年7月)、《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共和国》)时期(1865年8月-1867年7月)、《蜂房报》后期(1867年7月-1870年4月)、《东邮报》时期(1870年5月-1872年6月)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的边界，又必须服从于当时特定条件下的机关报的新闻生产和时局变化中的机关自身发展导致的对于报纸控制方式、力度的变迁这两条更为本质性的逻辑。　　本文强调，第一国际的机关报在内容生产方面，至少在会议报道内容、手法、队伍构建等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作为机关的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行政组织松散、资源匮乏，作为“利益共生”关系的另一端，“以报代政(行政)”，利用报纸开展种种日常行政工作、推动各国工人罢工斗争、进行各国工人情况统计、筹备国际的代表大会(会议)等工作。最终，部分也源于19世纪60年代末外部环境的收紧乃至恶化，第一国际对其机关报的掌控意识不断增强，逐步生发出了机关与机关报“等级之别”的观念，生发出了机关报与非机关报“内外之分”，最终松动了“利益共生”关系，分流走向了“以协同处理任务为导向的机关报群集模式”、带有“正统”合法性内涵的符号资源以及作为“党的财产”三种机关报实践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