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出台前,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动产。物权法出台后,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不动产。但是,物权法并没有对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做详细解释,也未对动产与不动产善意要件的判断进行区分规定,这给司法实务造成了困境,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基于此,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明确善意要件的判断标准,以指导司法实践。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善意要件及问题。这部分主要包括,善意的含义、范围、相关学说以及善意要件判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是比较法分析部分。主要探讨了德国、日本、瑞士三个国家各自善意要件的立法与判断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归纳出对我国善意要件判断有价值的地方,为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善意要件的判断问题提供解决思路。第三部分是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要件判断问题。这一部分首先探析了动产善意要件判断的法理基础,然后进一步阐述了动产善意要件的判断路径与判断要素,着重强调动产善意要件的判断是一种主观善意要件的判断,需要把对占有的信赖与其他客观事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第四部分是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要件判断问题。这一部分与上一章的结构有些相似。主要介绍了不动产善意要件判断的法理基础,判断路径和客观标准。重点介绍了不动产善意要件的判断应当采取区分原则,按照物权变动模式作不同的区分,以登记生效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动产应采取客观善意的判断路径,而以登记对抗为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动产则应当采取主观善意判断路径。在判断标准上,不能采取纯客观化的判断标准,并且合理价格不是不动产善意要件的判断标准,登记错误和不动产受让人不知道登记错误是不动产善意要件判断需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