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既有文献关于FDI的流动,分析角度主要集中在产权、区位、国际化、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方面；关于金融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利率和汇率角度。相比于FDI流动的长期存在,金融资本的流动是从20世纪后20年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更是急剧增长,这个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各国所处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角度,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对驱动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尝试从经济活动中交易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微观层面入手,解释在一般国际收支均衡下,因金融发展阶段不同带来的金融资产供需失衡,如何驱动了跨境资本流动。在引言提出问题和第一章通过文献综述介绍了既有文献研究成果后,本文首先在第二章,运用数理模型推导的方法,解释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机制。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各种制度更加完善,金融市场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方式,产出将更高比例地转化为金融资产。全球金融资产供需失衡,引导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资本流入购买金融资产,满足平滑跨期消费需求。依据第二章的理论推导结果,第三章开始采用全球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比较优势对FDI流动的影响,提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驱动FDI流动的因素中,金融发展存在比较优势。发现在欠发达国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发展是吸引国外FDI流入的主要金融因素；同时在富裕国家,以股票市场为主的市场化金融系统的发展,是吸引FDI流入的主要金融因素。第四章继续验证第二章的理论观点,实证分析金融市场发展对金融资本净流入的影响,各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对证券资本和债券资本净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股票市场规模是吸引证券资本净流入的重要因素,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是吸引债券资本净流入的重要因素。参考第二章理论观点和第三、四两章实证研究各国金融发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的结论,第五、六两章分析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发现国际性差异和中国特征共同影响着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第五章分析了驱动中国FDI流动的因素。在FDI流入因素中,发现中国的FDI流入正从过去的被动吸收,开始向主动选择转变；在驱动中国FDI流出的因素中,发现东道国各种金融、制度和资源因素的影响显著,中国企业通过承包工程的方式来规避东道国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不利,通过股票市场兼并发达国家企业来引进技术和拓展国外市场。第六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首先,统计中国长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发现中国对私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严格,批准的渠道少、规模较小；同时,中国政府主导下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资本流出规模巨大、操作隐秘。其次,实证分析了中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发现离岸人民币NDF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在岸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之间的差额,对短期资本的进出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与中国管理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分不开的。全文最后,笔者提出,中国需要完善各项法律制度、金融信用和会计审查制度,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资产的供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