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权在刑事诉讼前期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侦查权如何规范地行使，成为很多学者近期的热议问题。而近年来，由于警察权力过度膨胀，加之执法人员不文明、不规范执法现象越来越多，使公众对公权力机关印象越来越差，严重影响到司法权威。　　显然，刑事侦查权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而警察的刑事侦查权，仅是警察在进行刑事侦查时享有的权力，它是很多刑事侦查权中的一种。相对于警察的其他权力，刑事侦查权只有在刑事诉讼中行使，同时受刑事诉讼法约束，并且在我国，除了警察享有侦查权外，也有部分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国安机关、监狱、海关等行使。而本文中，作者将重点点讨论和研究警察的刑事侦查权地行使和制约问题。　　整个刑事程序是一个由行政权和司法权相继支撑的完整过程，其中侦查程序是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阶段，审判程序是集中体现了司法权的阶段。但是，在侦查程序中，并不完全排斥司法权的作用。相反，在认识到侦查权的行政性质的前提下，才可能更加名正言顺地运用司法权力进行制约。　　改善侦查模式的时候，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突出存在的问题:一是侦查手段的不节制;二是法外手段的存在和缺乏制裁。这些问题产生了设立司法审查机制的要求。对于前一种情形，应当用事前审查（在我国现行制度中，包含于侦查监督之中）加以约束;而对于后一种情形，则需用事后审查（在中国可考虑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处置。事前的司法审查，要在侦查机关实施限制公民重要基本权利的措施之前，引入司法令状制度进行事前审查，而不应由侦查机关依行政权单独决定，审查的主体一般应为居于中立地位的法官。事后的司法审查，则是对一切非法的侦查行为设立救济渠道。进行事后审查的依据，是承认侦查行为的行政性，不享有诉讼豁免权。对于侦查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利益造成的一切损害，公民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这是由司法最终权所必然决定的。没有这种审查机制，侦查中的法外手段就会不断滋生、创造出来。因此，不赋予侦查行为以可诉性，就会失掉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普遍约束，使整个社会面对失控的警察权力而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