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存在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有着强调个人对集体最大程度依附和服从的社会文化基础,并不主张和赞成个人的独立和隐私空间。但随着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转变,传统的社会组织处于不断解构和重塑的过程之中。与之而来的,就是公民个人的独立意识和隐私观念正在逐步萌芽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使得个人生存对集体组织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人们可以选择与集体和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但恰恰是促进个体寻求隐私和独立追求的技术进步,使得个体的隐私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获取,对个人隐私侵犯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个人信息的高度电子化和易传播化,使得我们在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一切信息都有着被滥用和侵犯的风险。但遗憾的是,我国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制度尚处于空白状态。在此背景下笔者希望通过对美国隐私权宪法保护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研究,总结出其在确立隐私权宪法保护过程中所可以吸取的经验,并为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首先将厘清隐私观念的历史渊源,隐私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其发端于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羞耻感。圣经旧约中对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描写,就可以视为文字记载中关于隐私观念的滥觞；而到了古罗马时代后,虽然当时社会仍高度崇尚集体观念,但寻求个人精神独立和隐私空间的观念已被传播。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进步,人们也从对集体主义的极度狂热中逐渐回归家庭和个体,隐私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宣扬；进入近代社会后,思想家们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宣扬和歌颂,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与精神独立如影随形的隐私观念。纵观隐私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其就是一个追求思想解放和公民权利的历史。而美国隐私观念和隐私权的产生发展,可以视为隐私发展历史上最为经典和完整的浓缩。在博伊德诉美国政府案中,主审法官虽未明确主张对隐私权的保护,但他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扩大化解释以及隐私利益保护观点的提出,为之后隐私权益获得宪法保护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随后在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政府案中,虽然判决中未承认对隐私权益的保护,但布兰代斯法官所提出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和有形财产,还应当将上述保护扩展至更为广泛的公民隐私利益”观点,有力的促进了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承认；随后在1964年的洛佩兹诉美国政府案中,隐私权虽仍未获得承认,但布伦南法官精湛严谨的反对意见则为扩张性解释第四修正案奠定了基础,铺垫了确立宪法性隐私权的基石；卡茨诉美国政府案则推翻了奥姆斯特德案所确立的对第四修正案的限制性解释观点,该案是第一个运用隐私理论解释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案例,它所确立的判断隐私的标准为后来的案例广泛援引；而格里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第一次笼统地提出了宪法性隐私权的概念,明确了权利法案中存在宪法保护的隐私领域。而沃伦诉罗伊案以及罗伊诉韦德案,则确立了隐私权的宪法保护。隐私权益获得美国宪法保护的背后,存在着多种社会因素和力量的影响。个体本位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进步,使得隐私权在美国有着较为天然的社会认同和需求基础,这也是隐私权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根本原因；而权利观念、民主社会的政治体制则是隐私权获得保护的基石,只有在尊重权利的民主社会,与公民权利有着较大契合的隐私权才能得到发展；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的存在使得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能够切实落地,而美国众多优秀伟大法官在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对宪法条文孜孜不倦的研究的基础上树立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则有力促进了隐私权的保护进程。对比已获得较大发展的美国隐私权保护,我国的现况则让人忧心忡忡。近期一系列公民隐私信息遭到泄露和侵害的事实告诉我们,对公民隐私的侵犯现象已经愈演愈烈。笔者将在总结美国隐私权获得成功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几点供我国借鉴和参考的建议：首先我们应当建立对隐私权的直接宪法保护制度；其次,应根据宪法规定细化部门法的相关规定,转变观念,确立个人在宪法上的地位；最后,我们要协调处理时代发展给隐私权保护所带来的利弊,趋利避害,保护公民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