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语言不通时,只有借助翻译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因此,翻译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它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那么,如何才能对源文(语)的内容和意义准确地重新表达?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翻译家们纷纷对此进行了阐释,提出了各种翻译理论与学说。如同对直译和意译等争论一样,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策略历来是翻译界研究探讨的话题之一。所谓归化,就是主张以目的语或译文为归宿,恪守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异化则是译文以源语或原文为归宿,保存源语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即保留异国情调。早在181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在中国,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首先明确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归化和尽量保持洋气的问题。他认为翻译外国作品不但要“移情”,而且要“益智”,因此,必须要有异国情调。对于看不惯的“洋鬼子”,只能改换他的衣服,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但是,明确指出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方法的则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长期以来,翻译界也对异化的好处达成了共识,认为异化翻译在利于读者了解异国文化以及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上都是归化所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读者接受能力的制约,“归化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异化翻译并没有成为中国翻译史的主调。事实上,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动态关系。二者相生相伴,相辅相成。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归化翻译,亦不存在绝对的异化翻译。就归化与异化的发展轨迹来看,归化总是一定异化基础上的归化,而异化亦总是一定归化基础上的异化,二者呈现出双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读者对异域文化认知与接受的能力有所区别,因此,归化与异化总是呈现出此消彼涨的态势。而在今天,全球化发展日益迅速,破除了以往译者对信息的垄断,读者求异求新的需求极度高涨,越来越要求翻译时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以还原各民族文化的本来面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时代的发展与读者的接受能力都展现出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企及的水平。我们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异化翻译策略功效的发挥则更加有利于我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1995年,一些学者就《红与黑》的几个译本做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读者比较喜欢忠实于原作、与原作风格一致的异化的译文,汉语读者在阅读异化的译作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期待视野,希望领略外国文学作品蕴涵的异国风情。本文选取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罗玉君与郝运的译本,通过对若干例句的举证和分析,试图进一步探讨郝运所遵循的异化翻译的轨迹,发现其在保留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上所作出的努力,同时进一步探讨时代的发展与读者的接受能力的变化在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产生的影响。我们看到,全球化背景下,异化翻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发展,人们在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探讨中打开了对异域文化的进一步认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全球化背景下,异化翻译将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