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然实现高速率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转型,但曾经长期存在的重效率而轻公平发展基调、区域禀赋差异和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导致金融体系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金融资源也较多地倾向配置给发达地区。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系统由于自身具备的排斥属性,难以满足相对落后地区普通家庭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日益增加的基本需求。凭借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加持的数字金融作为引领金融业态的新兴趋势,旨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拓宽服务范围,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持续为各个阶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相对贫困人群收入的增长。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实现了跨越式进展,在提升金融资源获取的可得性、便捷性和平等性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家庭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探讨缩小家庭间收入差距的对策、推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阶段和现状,分析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数值和比例的历史变动趋势。采用传导机制理论分析和实证模型验证相互配合的方法,从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角度出发,研究这种新型发展方式对于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部分,重点从数字金融降低门槛效应、克服排斥效应和缓解非均衡发展效应等角度详细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引起家庭收入增加的理论机制,联系可得性、便利性和减少交易成本的性质说明数字金融相比传统金融的优势,随后结合相关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根据调查数据的区间选取2012至2018年期间以两年为间隔的面板数据,将家庭收入设置为因变量,分别选择两个层级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则依次从户主层面、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选取,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算数字金融与家庭收入的基准模型,证实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家庭收入的提高。接着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依次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城乡之间、农村和城市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作用,以农村低收入群体能够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的角度来解析数字金融发展带来收入增加的普惠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对于中部地区的影响较为有限。然后使用人均网络接入端口作为工具变量、更换不同层次的家庭收入变量作为因变量,验证基本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接着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以信贷可得性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增长传导途径中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发展调节信贷约束,进而实现家庭收入的整体抬升,而城镇地区的信贷机制不显著,说明金融约束中信贷约束改善是引起农村家庭收入增幅更大和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低物质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信贷约束改善更加显著,这有利于缓解初始资本不同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最后,从数字金融的产业支持、基础建设、区域协调和金融教育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