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文学由“第一个十年”进入到“第二个十年”，新文学的意义和文化内涵愈益丰富，文学格局向多元化发展，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都有着文学出版的参与和支撑。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版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感认同”的话，那么30年代的新文学出版则更多地建构起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引导和规约着新文学超越了个人和团体的独语状态而走向社会化生产。 30年代的新文学出版体现着现代出版的基本规律，遵从着商业性和文化性的二重逻辑，并且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学生产景象。左翼文学倡导革命文学，它的革命效果的实现离不开文学的生产和流通；京派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观，提倡纯粹的文学，指责海派文学是“商业竞卖”，其实它也并没有脱离商业市场，即便是“京、海派”之争的始作俑者沈从文，他的文学活动也始终体现着文学的商业性特征。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无疑受到了文学生产方式和体制的规约。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适应市场需求，组织新文学书籍的出版，将其纳入大众出版领域，利用一切有效的现代营销手段，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30年代的新文学出版无论在编辑角色的认定方面，还是在出版宗旨的确立方面，都基于对出版的文化功能的认知，自觉地与崇高理想联系起来，把新文学出版看作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特殊的创造性活动。1928年间文学杂志进行的“革命文学”等的论战，极大地促进了左翼进步文学观的张扬；《骆驼草》及《文学杂志》最为鲜明地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学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庸，也有意识地不为现代化社会的商业利益所左右，京派作家群体坚持了自由、独立、纯正的审美主义文学品格；《现代》杂志以其海纳百川、开放求新的编辑方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当时文坛的进步力量，不仅给知识分子带来人格独立和尊重艺术使命的信仰，还使文学风格、流派多元化共存，形成轰动一时的“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式的境界；文化生活出版社凭着忧国忧民之思，以满腔热忱将文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