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作为“古今之争”的文化分界点，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涌入中国，文化成为继军事、科技现代性转换后的另一重要实体，对于五四文化现代化进程而言，教育和小说的转型极为重要。自启蒙思想于1917——1927年之间占据五四思想文化一席之地，现代教育以及小说创作就成为传播启蒙精神的主要文化领域。现代教育承载的民族兴旺之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被给予了肯定性情感，当这一理想照进小说想象，必然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折射出丰富的艺术想象风貌。本篇论文除了关注启蒙想象下现代教育符码的整体化特性，更为重要的是将焦点放置于探视现代教育符码的独特化想象。1917——1927年小说中的教师既是“教书者”又是“启蒙者”，双重身份令教师在施展启蒙理想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碍。小说中尚未体制化的入职方式以及传统文化对现代知识的磕绊，启蒙搭建下的“青春符码”以及反斥现代教育的另类“青春符码”，现代教育传递下的虚妄新式家庭伦理观，受贫困经济制约的现代教育，这些遮蔽下的现代教育符码在小说中遭遇了被拒斥、批判以及否定的想象建构。本篇论文将借教育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以上问题细致阐释并重新思考，从而丰富1917——1927年小说中现代教育符码的想象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