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化新型政争在民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个事件中涉及的政治势力不仅包括总统府与国务院,其间也存在国会与平政院等机构之间的权力之争。府院双方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权力而产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其中既存在发生于法制框架内的规范型政争,但是由于相关主要人物受封建思想以及当时的国家形势影响颇深,故而也存在大量的不合法因素。通过研究府院之争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对民初政体的现代化转变存在重大的影响。欲探究府院之争对政体现代化转变的影响,则首先需要厘清府院之争的法律背景。由于晚近以来受西方现代化潮流的冲击,晚清政府与民国政府出台了多部宪法性文件。这些文件逐渐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其中最进步的一点当属政体的进步。由于总统府与国务院是民初政体中规定的两个必要的政治机构,所以,民初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均对这两个机构的权力进行了规定。但是随着民初宪法性文件的一再修订或废止,法定的府院权力也是随之变化。由于政治生态的不健全,民初大军阀为扩大自身势力,经常性从自身利益出发破坏法制。其中尤为典型的是洪宪帝制、南京会议及徐州会议。政争是随国家的形成而一直存在的,但是其有新旧形式之分。传统政体下的政争主要表现为“朋党之争”和“夺嫡之争”,在其中,皇帝的意志占主导地位。现代政体内的政争则多遵循法律规范,在法制框架内进行。袁世凯去世后,府院双方在政体模式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由此引发了新旧约法之争。在各方坚持恢复《临时约法》的情况下,段祺瑞无奈选择接受,使得政体模式恢复为责任内阁制。随着约法之争的结束,府院之争由幕后转到台前,双方之间几经斗争,政争愈演愈烈,由亲信手下的斗争转为府院首领的斗争。府院之争中包含了合法的政争,也存在不合法因素。其中,府院权限之争和对德外交分歧中都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因素。在府院权限之争中,双方出台法规划分府院权限以及徐树铮孙洪伊的冲突都属于合法政争的范畴,而徐孙冲突引起的暴力驱孙事件则是其中的非法因素。在对德外交分歧中,院方借国会达成绝交案属于合法政争的范畴,但院方借助“督军团”和“公民请愿团”则是其中的非法因素。黎元洪对于院方数次采取非法行动并非手足无措,反而利用《临时约法》赋予的任免权将段祺瑞免职,使之败走天津挑唆众督军独立,在难以收拾政局之机,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停,由此导致了府院之争的最终恶果张勋复辟。张勋复辟颠覆了民国的法制及政体,从侧面反映了帝制力量依然存在并且民国法制存在一定的缺陷。段祺瑞率领的反复辟之役胜利后,重新恢复了民国法统,其自身也重回北京出任内阁总理,大总统之位则被北洋军阀另一位实力派冯国璋所取,实现了基于实力的权力分配。由此可见在府院之争中法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军事力量也是影响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