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不管是从文本法律还是从审判实践来看,基本都采用了“客观真实”论,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审查起诉到法院审判定罪量刑三个阶段都是同一的,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与宪法规定的侦查、检察和审判三家的关系不符;同时,没有设立独立的职务犯罪证明标准,与普通刑事证明标准具有一元化的特征。而职务犯罪本身及侦查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取证难、定罪难等特征,而过高的职务犯罪证明标准与我国职务犯罪持续高发的现状显得极不协调,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甚至从某种角度讲是一种放纵。另外,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之后,逮捕证明标准从侦查角度也变得更加严格。基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有必要确立一套独立的职务犯罪证明标准。考察国外证明标准的理论及实践,“排除合理怀疑”论更加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以及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另外,源于司法体制的不同,国外虽然并没有确立专门的职务犯罪证明标准,但其为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所设立的一些特殊证据规则,对我们确立职务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从案件的发展程序来看,建议应当按照程序的走向实行层级递进式的证明标准;借鉴国外通用的证明标准理论及一些特殊证据规则,结合我国反腐败严峻形势的总体要求和职务犯罪证据特点,职务犯罪证明标准要与一般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有所区别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