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不断推行改革政策的初衷。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腾飞,我国资本市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日益提升。但是,我国特殊经济背景下缓慢发展的内地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投资者保护、市场运行和监管等方面与境外发达资本市场相比还有着较大的差距,我国资本市场在以上各方面存在的缺陷极大地阻碍了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综合实力,实现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充分对接,2014年11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共同宣布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通互联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正式启动。“沪港通”制度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性举措,意在借由相对发达的香港资本市场平台为内地资本市场引入更为成熟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和投资理念,进而倒逼内地市场深化改革并在各方面缩小与成熟市场间的差距。截至目前,“沪港通”已成功运行四年有余,这为政策效果研究提供了合理的观察期间。为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全新背景下检验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否有所提升,本文基于管理者市场学习的角度,利用我国A股市场2012~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对政策施行前后上市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沪股通标的股票投资与股价之间的敏感关系明显增强,表明“沪港通”政策加强了标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关投资行为的市场学习效应;且股价信息含量对管理者投资决策的指导作用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股票价格的经济效率有所提升。为了控制政策标的非随机性的选择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筛选对照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述保持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积极效应在机构持股比例更低和新兴行业样本组中表现更强。“沪港通”政策通过降低股票价格中包含的噪音,提高了股价对管理者投资决策的有用性。另外,通过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合,“沪港通”制度为国内资本市场引入了来自海外的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管理者市场学习提供了大量资源,尤其是那些发展尚不成熟、业内经验不足的新兴行业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从公司治理角度进一步扩展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沪港通”政策制定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层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为了更大程度发挥“沪港通”政策的积极效应,在今后可以采取逐步扩容的方式增加政策标的范围,放宽对每日交易额度的限制。同时,长期来看,建立一个成熟发达的中国资本市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还需要继续保持循序渐进的模式。我国应当在借鉴“沪港通”的运行经验上完成对“深港通”的持续推进,从而进一步加强内地市场与香港市场的联系,并在政策推行的基础上切实完善自身制度建设、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规范市场运行、加强市场监督,以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不断发挥,提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而言,管理者应当在资本市场开放的大环境中积极学习境外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对市场综合信息的洞察力,以实现对企业决策的持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