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法》中,诸多关于贿赂犯罪的条文都涉及到“谋取不正当利益”,故对其的准确认定关系着贿赂犯罪法网的严密性,影响着我国反腐事业的推进。然而,在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务中,对于该要件的认定仍然存在不少颇具争议的难点,故有必要对其进行仔细梳理。将“谋取不正当利益”分开看:“谋取”即设法取得,有初始性、维持性、扩展性之分;“不正当利益”有利益不正当与手段不正当之别。“谋取不正当利益”整体辨析是先将行为人所谋取的利益分为竞争性利益、先定利益与非先定利益,再总结出辨析规则:针对先定利益,任何手段都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针对非先定利益以及竞争性利益,以予财等手段进行获取则不免落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范畴。故“谋取不正当利益”可界定为以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获取、维持竞争性利益或者非先定利益。理论界对于贿赂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地位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并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两大阵营。贿赂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存在不仅契合法益的要求,而且还具有揭示逐利本性以及限制打击范围的双重价值,其作用无法被其他的构成要件所涵盖,故应当成为贿赂犯罪不可取消的构成要件。结合2012年的行贿犯罪相关司法解释,可将“谋取不正当利益”划分为两种类型:违反规范性文件型;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型。第一种类型中,对于政策与行业规范的判定需要注意。中央与地方制定的、党和政府制定的文件,都属于政策。行业规范具体有三类:国家机关制定或者授权制定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制定且使用得到相关立法认可的;只对自愿加入协会的人有约束力的自律规则。第二种类型中,竞争领域是经济以及组织人事管理活动,谋取竞争优势的情形包括维持竞争优势。实践中存在着感情投资型、加速费型等权钱对价关系模糊化的贿赂犯罪,给“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判断带来困难。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与正常人情往来的界分,重点看是否存在符合正常人际交往习惯的“往来预期”。在分析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时,应结合上文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涵界定与类型判定的内容。实践中各种伪加速费的存在给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识别加速费要以是否促使公职人员正常履职为标准。由于加速费的支付者是为了谋取合法确定的先定利益,而且其实质上是受害者,所以其支付加速费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谋取不正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