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弱者法律保护制度是社会文明程度高的重要体现。在制度完善过程中,权利冲突及法的局限性使保护尺度的拿捏至关重要。该尺度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决定是否启动保护时,其尺度在于判断保护目标与预期成效是否符合位阶在前的一般性价值原则。其次,在调整保护程度与手段时,其尺度在于运用利益平衡及比例原则处理权利冲突。与此相对应,本文讨论女性生育权保护尺度的三个问题及化解:其一,在是否开放单身女性冻卵权利的问题中,存在人权与秩序价值的冲突,应以人权在先采取立法保护,继而在制度设计中化解秩序问题——具体而言,应尽快建立成套的单身女性冻卵制度、人工生育子女的权益保护制度及相关的救济制度。其二,在夫妻生育权冲突中,我国立法对女性生育权倾斜保护,同时也给予男性解除婚姻关系的救济,是法律对弱者保护有度的典范。其三,在女性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冲突中,应首要分析二者权益成反“J”型的变化关系,继而针对性地调整保护手段——具体而言,可增设父母育儿假、优化生育保险和生育补贴、完善公共看护政策等,以达到提高女性生育率的同时,保障女性劳动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