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湖南经视以电视演讲的形式推出，由此开启了电视学术讲坛节目的先河，2002年该节目演变为湖南卫视的独立栏目《千年论坛》。随后，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山东卫视《名家论坛》等也在全国各地火热亮相。　　以2004年5月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为起点，定位于“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百家讲坛》一改收视率低迷，徘徊于末位淘汰边缘的现状，迅速升温进入公众视线。随后，在刘心武、易中天等学者的推动下，这档节目收视率持续高位。2006年十一黄金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以连续7天的“《论语》心得”迅速成名。这位教师的一次7天的讲座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不但讲课者一夜之间几乎“红”遍中国，而且其书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天竟销出14000本，“女易中天”、“学术超女”等名号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这一现象被人民日报称之为“于丹现象”。　　“于丹现象”让人们察觉到电视学术讲坛节目产生的深远影响，伴随其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让学界不得不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一方面有人欢欣鼓舞，称赞于丹等学者专家搭起了学术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称赞电视媒体正引导传统文化经典文化走下高台、走进观众，大众从中获取了丰富的知识，更有学者认为电视学术讲坛节目的火爆说明了精英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可以具有大众化特色;而与此相反，也有人疾呼挽救传统经典文化，避免电视学术讲坛将传统经典文化简单化、片面化的解读，认为这是电视在商业逻辑支配下对传统经典文化的歪曲和误读，认为学术界在这场媒体盛宴中完全沦落为工具性符号。　　本文将以费斯克和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电视学术讲坛现象”背后的隐藏着的“金融经济”，阐释收视率如何支配了媒体与专家对文化传播的工业化加工，揭示传媒力量对学术领域的入侵以及学者面临着的商业化侵蚀，解读电视学术讲坛节目背后隐藏着的媒介、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同时，电视学术讲坛的积极作用在受众那里得到了广泛认可，它为现代人带来的“精神抚慰”不容置疑。大众文化经过商业化运作和工业化加工之后，是否在接受者这里实现了从金融经济到文化经济的转变。电视学术讲坛节目背后是否存在“文化经济”也成为本文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