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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是在广泛兼综和包容了包括《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各种文学养料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土壤中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产物。关于“文学自觉”的问题,铃木虎雄首倡“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先生作了进一步的标举和阐发。龚克昌却认为“汉赋是文学自觉的起点”,把文学自觉时代往前推至西汉司马相如的时代。用文学自觉的四个标准即观念的自觉、作家的自觉、创作的自觉、理论的自觉来衡量汉代文学,本文认为“汉代是前文学自觉时代”,而汉赋是中国文学自觉的先声。 一、观念的自觉。诗赋独立分科,刘向父子的图书分类以及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把诗赋独立出来。文学与哲学、史学等学术走向分离,当时区别文学和学术的概念有两组,即“文”与“文章”,“学”与“文学”,前组指后世的文学,后组指后世的学术。 二、作家的自觉。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统治者喜读辞赋并且身体力行,努力创作。汉赋作家群首先在三位诸侯王即吴王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那里生成。后来又在宫廷生成,武、宣时期有言语侍从赋家群,灵帝时设置了鸿都门学。鸿都门学为建安时“通脱”的文风开启了先河。 三、艺术的自觉。汉代赋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成熟地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多假使之词;缀为俪语,自铸新词;夸饰;艳词动魂识,展现了斑斓辉煌的客观世界,又传达了诡谲多变的主观世界。 四、理论的自觉。汉赋的理论批评已经发轫,开始探寻赋的源流、作用、特点和学赋方法。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更重要的是,探求了赋的艺术规律,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打破了儒家那种处处受着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从扬雄对以“讽谏”为宗旨的赋作的否定看出汉赋对儒家诗教的背离。 总之,汉赋已不完全是经学的附庸,它开启了文学自觉的先河,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夜空中,显露出文学独立发展的一抹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