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幸福为导向的人的发展问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学者围绕幸福导向的人的发展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既包括相关理论的研究,又包括具体的实证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获得感的提出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视角,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内容可以反映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容,同时凸显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情况和解决程度,它综合反映了以幸福实现为导向的人的发展的目标。对于不同群体而言,获得感实现的内容和重点存在差异。贫困人口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提升其获得感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提升人民获得感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践和兑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重要内容。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低保受助者这一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这一群体的获得感实现情况及相关福利影响因素。以福利三角理论和社会需要理论为基础,本研究重点分析了福利获得对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影响情况。低保受助者的福利获得处于国家、家庭和市场等主体的场域中,当家庭提供的福利和市场提供的福利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时,国家就承担起了兜底功能。而具体的福利获得情况会对低保受助者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实现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展现了低保受助者获得感实现过程中的不同福利提供主体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影响低保受助者获得感实现的相关福利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研究的核心概念,本研究在参照以往获得感研究的基础上,同时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将获得感划分为经济保障获得感,指向受助者的生存保障层面;社会保障获得感,指向受助者的医疗、教育、就业及教育等社会保障层面;未来预期获得感,指向受助者的未来生活向往获得层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定量的研究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方差分析）、回归分析（OLS回归、二元Logit回归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因子分析以及倾向值匹配（PSM）等。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思路为:首先,描述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实现情况以及不同人口学特征下受助者获得感呈现的特点;其次,分别研究家庭福利、市场福利以及国家福利对受助者不同维度获得感实现状况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首先对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变量与获得感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初步判断可能的影响方向,在此基础上进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最后,将受助者的多元福利供给主体互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行总体福利因素的获得感影响检验,并分城乡进行异质性检验,归纳出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总体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总体上来看,低保受助者的经济保障获得感和社会保障获得感较低,对家庭经济状况、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等问题感到担心与缺乏安全的比例都很高;其未来预期获得感呈现上升趋势,虽然目前生活水平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附近,但是其对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此外,男性获得感要高于女性;中青年阶段面临较大的家庭负担和压力,经济保障获得感要更低;健康成为影响获得感实现的重要因素,健康者比不健康者获得感要高;城市中的低保受助者经济保障获得感相较于农村更低,在异质性较强的城市环境中他们面临更大的相对剥夺感。第二,家庭层面的不同福利状况对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首先,家庭照料情况显著影响受助者的获得感。家庭内部面临照料的压力,较大的照料压力和负担会对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提升产生负向影响。不同类型的照料情况影响其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在经济保障获得感方面,家庭医疗教育支出比越大,其经济保障获得感下降的可能性就越大;家中有儿童和老人的受助者与无儿童老人的相比经济保障获得感降低的可能性越大。在社会保障获得感方面,家庭医疗教育支出比越高,其社会保障获得感越低;与家中无儿童者相比,家庭有儿童者社会保障获得感更低;城市中家庭子女数越多,其社会保障获得感就越低。在未来预期获得感方面,家庭医疗教育支出比越高,低保受助者未来预期获得感往更低等级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次,家庭支持情况对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有显著作用。家庭经济支持可以有效提升其经济保障获得感和未来保障获得感,同住模式对其经济保障获得感和社会保障获得感的提升有积极效应,在农村同住还会带来未来预期获得感的提升。在农村与子女等居住的受助者和独居者相比其未来预期获得感往更高等级发展的可能性更大。同住模式能够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团结对家庭成员自评未来生活获得的预期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家庭社会资本方面,家庭关系网络异质性越强,低保受助者经济保障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就越大。家庭关系网络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方式,与家庭关系网络的数量相比,其质量才是更加重要的。但对于低保受助者来说,所在的家庭缺乏一种高质量且异质性较强的关系网络。第三,就业层面的福利不足,工作门槛对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提升没有显著效应。低保受助者中正在就业的比例较低,在就业样本中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不佳,且在劳动市场的就业单位中获取的就业福利质量也很差。低保受助者是否有工作是进入劳动市场获得市场福利的门槛,通过倾向值匹配分析发现市场福利的工作门槛没有有效改善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实现情况,是否有工作未对其不同维度的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第四,国家层面的福利提供以生存型救助福利为止,直接影响获得感的实现程度。当家庭福利功能发挥不佳、市场福利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的福利提供就会承担起兜底和保障的责任,并对其获得感的实现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在社会救助福利方面表现为经济支持为主,其中低保救助是主体。低保收入可以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要,提升其经济保障获得感,但对其社会保障获得和发展服务获得没有显著的积极效应;此外领取低保时间越长会对受助者未来预期获得感的提升产生消极影响。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就业救助享有依据救助方式的性质和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不同维度的获得感,专项救助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受助者面临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险方面,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险对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影响不同。养老保险的缴纳在受助者身上发挥了一定的保障功能,给予受助者心理安全感和保障感,有效提升了他们的社会保障获得感和未来预期获得感;但新农合因其目前存在的报销比例较低、异地报销等问题对受助者的经济保障获得感没有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五,低保受助者自身的个体特征会对其获得感的实现产生影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和劳动能力成为个体获得感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贫困人口获得感实现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女性贫困人口、高龄贫困人口、未婚者以及不健康者和无劳动能力者获得感的实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多元福利主体的互动难以达到提升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效果,家庭福利功能的不断弱化与就业福利不足的状况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下以生存型救助福利为主的国家福利兜底在提升受助者获得感方面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提升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重要途径就在于从福利供给总体的互动中来把握,实现家庭、市场和国家的均衡。具体途径包括:第一,家庭福利功能的重塑。降低家庭照料负担,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加强家庭支持,拓宽家庭关系网络。第二,就业福利功能的强化。就业福利的增进需要政府福利的弥补。灵活设置和创新救助制度;加强就业救助与生活援助的衔接,提供丰富的就业援助内容;政府在就业援助方面给予更多优惠和帮扶。第三,国家福利功能的深化。以生存型救助为基础,统筹发展发展型救助;救助过程中更多考虑受助者的尊严感和获得感,拓展救助服务;激活和增强受助者的内在动力,通过个体发展实现获得感的提升。第四,社会力量功能的凸显。将福利三角拓展为福利四边形,发挥社会力量提升获得感的重要作用。最终通过总体福利水平的增进不仅为受助者的生活托底,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保证他们也能体面地参与社会生活,实现其获得感的提升,从而始终把他们维持在整个社会共同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