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八项规定”,同时政府发起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反腐行动。中央巡视组对国有企业的各项费用尤其是敏感类费用例如企业招待费、差旅费等进行严格督查。本文将以中央推行的持续反腐斗争作为案例研究背景,通过案例分析确认企业面临严格的外部监督时是否会进行费用归类操纵的问题。本案例将以规模不同的地方国企和大型央企作为对比,进一步研究企业费用归类操纵的动机、时机、手段及其效果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性。最后选取中央巡视组审查同行业企业的数据作为“标尺”来衡量企业进行费用操纵效果。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案例研究表明部分国有企业有动机进行费用归类操纵行为,并且希望在维持一定职消费水平的情况下能有效地规避外部监督。进一步研究发现,规模不同的国有企业在进行费用归类操纵时所持有的操纵动机、时机、手段、操纵效果方面的确具有差异性。研究发现产生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变化、税收优惠程度差异、负面新闻影响等。此外,相对于小型地方国企,大型央企的政治敏感性与费用操纵程度更高,因此在动机与时机的选择上也更有空间。最后通过选取“标尺数据”来衡量企业的费用操纵效果,研究发现中小型地方国企与大型国企通过费用归类操纵均取得了下降的效果。从操纵手段而言,中小型地方国企所采取的手段缓和,而大型国企采取手段激进且短时间有效。从操纵效果而言,大型国企费用归类操纵的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