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在保证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增长,已成为中国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另外,供给侧改革本质就是对长期的劳动生产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东、中、西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时区域又表现出产业集聚和产业间协同集聚的特征。因此,研究不同产业集聚以及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显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省级行政区数据,以区位熵指标为基础,不仅测度了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单一行业集聚程度,还测算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并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从而把握我国2004-2017年产业协同发展的情况。然后,在分析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后,本文拓展了Ciccone和Hall（1996）的生产密度模型,进一步构建面板固定效应和IV-GMM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全国样本下和分地区情况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门槛效应。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论表明:（1）我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一直下降,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一直上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也同样具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两者的协同集聚概括了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信息化、自身产业规模和水平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2）实证检验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抑制作用,全国范围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估计的弹性系数为0.122,东部和中部地区也是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为抑制作用。（3）最后,本文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非线性影响,全国样本下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为0.589和0.847。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小于0.589时,协同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162;大于0.589且小于0.847时,估计系数为0.608;大于0.847时,估计系数为1.122。东部和西部地区也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应门槛值分别为0.8469和0.0912,中部地区无门槛效应。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内部的规模经济可以传导到制造业中,协同集聚的劳动生产率增进效应会发挥得更加充分,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增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首先,现阶段应该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开发核心技术,提高设计水平,促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其次,提高协同集聚程度,实施差异化政策,重点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实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经济发展目标;再次,构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功能平台,促进知识、技术跨产业流动,增强技术、资本要素交易的便捷性;最后,应加大教育和创新投入,扩大政府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完善协同集聚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交通运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