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关于中医中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争论得沸沸扬扬。本文在这一背景下,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几方面,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中医中药的起源,试图阐述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与人类学、社会学、传统文化的联系。一是神话表达的信息,这是研究远古社会的一个必然途径;二是具体探讨了中医、中药和技术(工具)等的演变;最后是中医药的社会哲学基础。由于形象符号和文字出现的年代远远晚于人类活动的最早时期,因而至今对人类活动最早的记载往往是通过神话传说延传的。神话反映了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中国神话应该是与上古时期的历史相传承的,有些神话原本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比如中国的神农,既是传说中中国农耕社会的鼻祖,同时又是中医中药最早的开拓者。这两者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当我们的先民由游牧的迁徙部落逐渐转为定居在某一环境中的农耕社会时,必然会出现与其相适应的原始医药来保障我们的先祖的健康。在这点上,神农同时成为中医药的先祖是顺理成章的。先秦时代的《山海经》,是记述我国古代神话故事最多的古籍。它包罗万象,其中记载的医学史料、药物知识,为研究古代医药学的萌芽和演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仅就医药而言,《山海经》所记的奇禽怪兽、异草珍木,就是神话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这些奇异的动物和植物,各自有其医疗效用,能治许多常见和不常见的病症,这成了具有早期神话性质的医药卫生学。远古时代医巫是同源的,巫师们具备星相学的知识,了解治病用的草药,知道如何驱走恶魔,祈求健康,也就成了最早意义上的医生。舞蹈是巫祭神祈福、祛病逐鬼的主要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医逐渐从巫当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医生这一专门的职业。这个特殊职业分为不同的档次,宫廷医生和民间游医都为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老的中国医学是用来治疗疾病、维护健康的一门实用技术。它与社会紧密相关,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反作用于社会。针灸是古代医药用具的典型代表,它起源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与地域特征,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医的养生思想和中国古人先进的卫生观念也都反映出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还是外国,均称中药。中药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与农业文明的缔造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来源于劳动实践,是人类数千年来与大自然搏斗的结品,与当地的气候、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与在国内外的交流中逐渐完善。可以说中药发现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药伴随着人类从远古一直走到现代。中医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是相一致的,中医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阴阳五行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一,但阴阳五行说起初并不是医学自身的理论,而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当中借鉴而来的,而这种思想反过来又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医在从哲学中选择自己理论基础的时候,为什么更多地采用五行说而非八卦说,这也是本文有兴趣探讨的。我们看到,当医学刚从鬼神巫祝中摆脱出来时候,几乎没有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又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去深入了解人体构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古人竟建立起一套在当时看来很严密的生理病理学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都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不满足于仅用人体的术语来解释自然和生命,社会政治伦理观也渗透进来。在中医药理论中,君、臣、将、相、尊卑大小等社会术语无所不在,人体俨然一个完整的伦理社会。这也正是道家与儒家对立冲突的焦点:道家始终力图排除人类的价值判断,认为仁、礼等这些儒家的核心观点无非都是人类社会病态的表现。道家认为人性中真正重要的是生生不息的本能,它反对儒家发现的那些值得重视的人类的独有特征,而宣扬用宇宙的术语来认识人,来揭示生命。中国古代医家的社会角色是复杂又矛盾的。他们表面上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贤明之士,但事实上,他们对政治的憧憬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医医国”是他们亘古不变的人格追求。他们将治病与治国视同一等,时刻准备着救民于水火,在关注人体生命的同时,也关注着历史与社会。对中国的儒医来讲,行医只是他们实现其道德理想的手段。可以说医学理论是社会政治理论在人体上的一种表现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