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除了依靠自主研发之外,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学习成为它们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使人们注意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外溢的关键作用,然而已有实证研究并没有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即为什么同样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国家和地区却会出现增长路径上的差异?本论文从母国吸收能力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吸收能力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首先论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博弈模型以及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分析,提出“存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的假设,检验结果表明选择海外投资的企业自身拥有相对生产率优势,而对当地其他企业的技术外溢为负。接下来对CH模型进行扩展,将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FDI和无形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整合进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产生了溢出效应,但影响很小并且不太显著。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沿海地区产生了显著为正的逆向溢出,而内陆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则不显著。鉴于积极的逆向溢出发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论文进一步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对上述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首先从理论上界定吸收能力的内涵,并说明了吸收能力的引入对于解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别和地区差异的重要作用。然后将吸收能力分为R&D强度、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人口老龄化和制度因素7个方面,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这些吸收能力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除金融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外,当且仅当各吸收能力因素介于两个临界值区间之内时才能使技术外溢的效果达到最大,即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双门槛特征,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吸收能力影响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本文在开放经济下的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对模型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得到吸收能力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吸收能力正是通过影响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由促进转向抑制的门槛,进而造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的国别和地区差异。为了验证上述命题,利用中国2003-2016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我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门滥效应进行估计,通过计算样本省份的逆向溢出转折点,证明了由于不同的吸收能力水平,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还表明,对发达国家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并且前者的技术溢出转折点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高于后者。最后给出了论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分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把握自主研发与技术外溢之间的互补关系、阶段性的对外开放思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