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翻译界解构主义与文化转向十分盛行:解构主义赋予译者无限的主体性,翻译成为无限衍义,意义的不确定也使跨文化交际成为幻影;后殖民研究者则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翻译,强调翻译长期沦为后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渴望通过异化的手法改变长期被塑造的“东方”的“他者”形象。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研究而脱离翻译本体研究的趋势,可能使翻译沦为政治和文化批评的附庸。同时,在生活世界,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强势推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渐趋增强,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 Kong)提出建设普世伦理(the Global ethic),解决当期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翻译活动中仍存在着大量不合理、不平等的交流,某些后殖民语境下产生的翻译,占据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化把弱势文化排挤到边缘。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态度问题,及翻译交往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和规范,都可以而且应该纳入翻译伦理研究的范畴中。因此,本文拟在建构主义翻译学指导下,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立翻译伦理学框架。在伦理学框架下,使各方翻译主体都能受到交往理性的引导,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规范翻译活动。面对文化多元化,以及由文化障碍造成的交往困难,在翻译过程中,本着文化交流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平等公平的原则,承认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认同其不同的文化归属,将之还原本色并翻译出来,以差别共存和相互尊重为指导。由此,将当前翻译中存在的文化转向看作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纳入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框架下,继而深化、辅助翻译本体的研究。促使翻译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