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作为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其稳定与发展,在贵州省政府的支持下,贵州银行于1941年重组成立。目前学术界对于贵州银行的研究很少。本文以贵州银行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的相关研究为主,通过对贵州省档案馆馆藏贵州银行档案及其他相关档案,以及民国时期关于贵州银行的经济金融文献、期刊及报纸等原始资料的梳理,对贵州银行的建立与发展、贵州银行的现代化制度建设、贵州银行与贵州金融网的构建、贵州银行与战时贵州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以期对贵州银行做出一个较客观的分析。贵州银行是建立在贵州社会经济取得一定发展基础上的,国民政府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建设也为其成立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契机,贵州银行的资本来源及历次增资改组显示,贵州银行始终没有摆脱省政府的控制,官股比例较大,省政府一手操控银行管理及业务,是对其股份公司运营机制的一大挑战,极大地制约着贵州银行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贵州银行无论是在组织机构还是在人事管理制度上,基本是按《公司法》之规定和原则构建的,组织机构与人事制度密切配合,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和规范的股份公司运营机制,极大地促进了贵州金融的现代化；贵州银行的主要业务方面,在存、放款业务上是比较成功的,汇兑、代理各级公库、信托等业务的经营情况也是比较正常的,在努力开展业务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基本覆盖贵州全省且与其他省区广泛联系的金融网络,贵州银行的业务经营从效益上看,整体上是盈利的,这与其现代金融制度及稳健经营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贵州银行成立后,接受省财政管理及监督的同时,尽力摆脱地方财政的羁绊,着重树立银行信誉,经过全行努力,奠定了银行发展的业务基础,资本不断增加、业务不断扩大、机构不断扩展,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调剂金融、扶植实业、活跃市场、融通金融、增加财税的目的。1945年董事长周贻春、总经理钱春琪相继离职后,贵州银行在总经理刘熙乙的经营下,迅速发展至贵州银行历史的顶峰,但经营、管理等也出现了极大问题,此时之贵州银行已是迅速呈现下滑之势了。在朝不保夕的战争特殊时期,贵州银行在经营上能有所盈利,对我们有深刻启示：第一,采用比较合理科学的运营机制；第二,树立银行信誉,取得民众信任；第三,审时度势,灵活经营,提高金融效率。本文希望通过对战时贵州银行的研究,为当代金融业尤其是比较落后的贵州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