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属于一个案例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行为来研讨两个议题：中国的角色与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这两个议题在文中是平行的。但在具体研究上，本文重点关注中国角色的研究，以此作为一条主线。与此同时，将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作为一条辅线。也就是说，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对第二次朝核问题管理的分析，来论证该地区新出现的对热点问题的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探讨这种管理模式的合理性以及推广的前景。　　 之所以设定这两个研究议题，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从重要性的角度来看，朝鲜核问题几乎牵涉到中国所有重要的双边关系，比如中美、中俄、中日等等，因此研究这一议题对中国外交研究意义重大：其二，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也普遍注意到六方会谈是中国第一个起主导作用（与美国一起）的多边对话框架。如果考虑到中国在过去对多边对话模式相当敏感，担心其成为围堵中国的场合，即使参与也只表达态度，不发表意见，更不会主动起草草案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在第二次朝核问题中如此主动、且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与外交资源、乃至亲自起草《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这些是否预示着中国外交定位正在发生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如果是，这种变化的国内外动因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如何解释这一“例外”？其三，还是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几乎是同期爆发的、也几乎是同样性质的伊拉克问题——都是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美国爆发矛盾，但朝核问题有惊无险，而伊拉克问题走向战争解决途径，这种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何在？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能否推广到其他国际危机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比如伊朗核问题和达尔富尔问题等？可见，对这两个议题的很好研究，不仅对中国外交本身就义重大，而且如果能较好给予回答，就有可能在理论与经验层面做出微薄的创新。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从历史上朝核问题的发展演变入手，总结了过去曾经存在的几种管理模式，也即：大国冷战模式、战争对抗模式（边缘战争模式）、联合国框架下的解决机制、双边对话模式等。而中国的角色演变大体为：第一次朝核问题的“不介入立场”和“四方会谈”中的适度介入。然后进一步详细分析了以上这些管理模式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以及中国以往的角色设定为什么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地区与国际环境。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共同管理”。紧接着，文章在用较大篇幅论证了这一理论框架引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特别是进行详细的文献梳理之后，从共同管理的前提、内涵、条件、途径等四个方面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共同管理即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在一定范围内针对具体问题，通过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工作，以及通过对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包括传统关系、现实的影响渠道等）进行理性和有效的利用，以对热点问题和平而有效的解决，并最终实现各国共同利益的相互协调过程。从这一定义出发，本文在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五章分别从共同管理的机制、自愿管理的国家与动力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角色与朝核问题的解决模式是否属于共同管理展开了论证。而第二章则是对中国在第二次朝核问题上角色的背景与动力所进行的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与论证，在经验层面上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对于中国角色，中国在该议题上已经撇开与各相关国家的双边矛盾，积极把力量集中到对朝核问题的共同管理上，比如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中国并没有利用其主持六方会谈的优势地位，作为与东京周旋的一枚筹码，而是与其积极共同管理朝核问题。同时，中国角色的国内背景已经相当多元化。第二，在第二次朝核问题浮出水面后，中、美、朝、韩、俄、日六方经过短暂的协调与磨合后，很快建立起了东北亚地区危机管理和热点问题处理的新模式——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模式。第三，就此观察当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东北亚的局势可见，尽管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且许多国家之间也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纠纷与矛盾，但由于各国均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因此在该地区、特别是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此可以做出一个粗线条的判断：和平与发展作为当前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内的世界主题与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其中维护和平、特别是阻止大国之间战争的爆发仍然是各国在处理相关关系时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而在结论部分对理论层面进行升华时，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这一议题研究时的主要理论视角——多边主义与安全合作视角——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然后，通过本文对第二次朝核问题这一案例的翔实分析、加之与已有理论研究视角的对比，总结了引入共同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合理性、现实性、局限性、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特别分析了共同管理模式所适应的条件，比如必须是各国利益的交汇点、各国都认识到战争的代价太大、进行共同管理的国家必须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等七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各国国内政治给共同管理所带来的影响、在分析两国合作的动力时，如何看待一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认知的转变给共同管理所带来的影响、如何看待管理对象对实现共同管理所带来的影响等七个方面。最后，本文指出，按照学科发展史的一般发展路径进行考察，本研究主要还是以第二次朝核问题为案例，通过对各相关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行为模式的经验梳理而提出并发展了“共同管理”这一概念，仅仅是在定义、种类等基础性工作层面做了点研究。而对于加强对共同管理中不确定性的研究，也即对其“艺术性”的研究，以及整合科学性与不确定性并最终上升为哲学层面的研究等等，则为下一步的工作。由此可见，对共同管理的研究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事实上，对于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今天也已经基本完成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与评介工作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本文的研究初衷还在于用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来推进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方法而实现的：层次分析、比较分析、文献分析、个案分析、历史分析和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