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考察、论述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灰色人物形象”。 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与大转折，在这种变动与转折当中作为生命而存在的个体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意义抉择。作为一种表征，这种意义抉择在40年代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四十年代的小说塑造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有所谓的被学术界关注的“红色人物”与“黑色人物”。对前者来说，由于坚信自己把握了“先进”的方向，他们义无反顾的献身到时代大潮中而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自私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在这种时代大潮中毫不迟疑地把一切都围绕着自身利益而行动。但是在这些“红色人物”与“黑色人物”之外，更多的是面对这种转折与变动不知所措，迷茫与痛苦的普通灵魂的“灰色人物”。相对于性格比较单纯的“红色人物”与“黑色人物”来讲，“灰色人物”的思想性格更具有混杂性，给读者的感受也更为微妙而茫然。“灰色人物”无疑是一类非常值得认真探讨的人物形象。 对“灰色人物形象”的研究自然要有一定的切入视角，本文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40年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都普遍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不同层次的群体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必然会以自己的文化背景而作出不同的选择，抑或是屈从于外来文化，抑或是承继深厚的传统文化，抑或是发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这选择在本质上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所以，本文即从文化的角度将“灰色人物形象”大致分成三类进行论述：第一类灰色人物形象为负载旧文化沉重负担的精神奴役创伤者，第二类灰色人物形象为在新旧文化夹缝中的艰难生存者，第三类灰色人物形象则为迷失了文化方向的精神漂泊者。第一种类型带有负面文化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这些人物有对人生价值的强烈向往与执着追求，但是由于“精神奴役创伤”的存在，往往处在苍凉的人生存在状态，以沉迷于生活琐屑来品味人生，悲苦无告而又无望地挣扎着；第二种类型在文化传承中更多的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道统精神，但是这道统精神与时代大潮之间的脱节使他们在“新与旧”的文化冲突之间无所适从，困惑而迷茫；第三种类型是高智商高学历的文化人，对他们来说文化只是知识而已，他们身上从来不曾真正流淌文化的血液，这种文化上的无根使他们陷进了“围城”般的空虚与恐慌之中，有始无终地漂泊着。总之，灰色人物群体孱弱、颓废、困惑而又挣扎、追寻、徘徊，总是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甚至不可避免的陷入人性的扭曲而最终走向毁灭。 40年代的“灰色人物形象”之所以为众多的研究者所重视与推崇，归根结底还是这些形象中所展现出来的真实而复杂的“人性”。人性是复杂的而非简单的，“灰色人物”形象充分的展示了这种复杂人性。因此，本文在剖析“灰色人物形象“时，也将重心放在了对“灰色人物形象”的复杂人性及其演变的剖析上，可以看的到的是，即使在同类型的灰色人物形象内部，其人性特征也有着显著的不同。 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的灵魂。在文学史上凡是能够被称为“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必然有着深厚的内蕴，有广阔的阐释可能性，而不是单调枯燥一言即可蔽之的。而详细考查之下，40年代小说中的“灰色人物”形象是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的。可以说，“灰色人物”是带有悲剧性的一种存在，这悲剧性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因而，“灰色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清晰的透射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痼疾，更强烈的表现出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优劣与得失。现代小说家在塑造灰色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也注入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浓重的悲悯情怀，书写着孱弱与颓败的情势，却立志于反转与拯救，因而，透过这一形象群体，可以看到，四十年代小说创作具有一种深沉的个体生存的苦难意识，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和思想启蒙的拯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