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是企业谋求自身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企业转型升级、增强竞争实力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技术变革、产业转型等问题亟待解决。在政策的引导下,随着供给侧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资本市场上并购案例迅速增加,并在2014年到2015年出现了并购重组的第一轮高潮。2018年三季度以来,在政策的引导下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又迎来了新的高潮。伴随着并购数量与并购金额的增长,上市公司的商誉资产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万亿级水平,与万亿级的商誉资产相对应,资本市场上商誉减值的计提规模也不断增加。合并商誉的相关问题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并购商誉形成于非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超过被合并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溢价部分,被确认为商誉,反映了被合并方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然而,在商誉的剩余价值观下,商誉是容纳并购过程中所有不可确认、难以确认因素的“容器”。同时,因为并购商誉的确认需要极强的专业判断,并购商誉也可能会成为企业并购风险的“蓄水池”。并购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而管理层是企业总体战略的制定者,其在企业并购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管理层作为“理性经济人”又具有天然的自利性,但是鲜有研究同时涉及管理层自利与并购商誉。因此,本文对管理层的自利特性是否会影响并购商誉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3年至2017年A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以效率理论、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探究并购商誉的计量是否会因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管理层的自利动机而发生偏离,并且从企业经营的外部制度环境出发,探讨制度环境是否会调节管理层自利与并购商誉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了细化对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检验,本文将制度环境细分为法律环境与政府治理水平两方面,分别进行讨论。通过回归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管理层自利动机与并购商誉正相关,管理层的自利动机越强,企业当年新增并购商誉越多;（2）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抑制管理层自利动机与并购商誉的正向相关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应对措施:（1）完善并购商誉的信息披露要求,加强并购商誉的风险控制。（2）优化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用摊销法代替减值法。（3）合理引导企业并购行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做好并购制度建设,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4）利用市场监督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加强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外部监督。完善经理人声誉机制,提高管理者寻租在经理人市场声誉受损的成本。（5）完善管理层的薪酬体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管理层自利行为会影响并购商誉的确认。以往对并购商誉的研究多集中在并购商誉的内涵、计量、摊销,近年来并购商誉的经济后果成为研究热点,而关于管理层特征的学术研究多根据高阶梯队理论展开,自利是“理性经济人”的天然属性,但鲜有文献关注在商誉初始确认时,管理层的自利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管理层自利影响并购商誉的机理,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管理层自利与并购商誉显著正相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2）制度环境可以调节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任何经济活动都要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本文将制度环境纳入研究范畴,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管理层自利与并购商誉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影响,发现制度环境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可以调节管理层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