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动态问题，既有对一般理论或者学说的梳理，又有对理论模型的阐述和扩展，更重要的是利用中国的数据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定量分析。在Obstfeld和Rogoff(1995)提出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汇率变动主要来源于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和生产力的变动，借此框架分别分析了货币冲击、财政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影响，其中货币冲击又细分为外生化货币政策和内生化货币政策，此外，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包括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一）粘性价格货币模型由于假设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价格调整速度不同，商品价格具有粘性，其在汇率动态研究的应用较为广泛。本文在阐明粘性价格货币模型在我国适用性的基础上，理论上推导人民币汇率超调的传导途径和形成机理，进而对货币政策冲击下的人民币汇率动态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往利用VAR模型建模经常出现“价格之谜”悖论，为了对此进行规避，本文使用了符号约束(sign restriction)方法识别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货币政策冲击，同时使用基于理论设定的短期约束与之进行比较，以期得到在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下，人民币汇率动态变化路径，最终得到了人民币汇率是否超调的稳健性结论。（二）传统的货币类汇率模型均假设货币政策是外生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将短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并使其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响应，经检验通常遵循Taylor规则，从而货币政策由内生决定。鉴于此，本文第四章论证了Taylor规则货币政策在中国和美国的适用性，建立了包含中国与美国的两国模型，模型中为两国包含汇率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的决定方程，并且利用动态方法到了模型的定性解。本文利用理论推导出的汇率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与第三章实证研究不同的是，这里使用产出缺口而非产出水平、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以期得到实际冲击、名义冲击、风险溢价冲击和Taylor规则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三）主流汇率模型(NOEM除外)没有考虑政府部门，考虑到政府支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凸显，而且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冲击对汇率动态影响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为此本文第五章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不同理论和学派关于政府支出对汇率影响的不同结论，然后借鉴已有研究建立了两国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代表性消费者在私人消费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消费间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其未来效用的预期现值。通过当期均衡和跨期均衡解出了政府支出与汇率之间的关系方程，本文通过在得到的关系方程中引入一些假设条件，得到了可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和美国数据分析了中国相对于美国在非贸易品政府消费以及政府消费总量上的相对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根据结论，我国政府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时，要控制由此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应该增加对非贸易品的政府支出，降低可贸易品的支出。（四）当汇率传递不完全时，最优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汇率波动因素，第六章围绕人民币汇率对价格传递效应展开研究，以期为第四章在货币政策规则中考虑汇率因素提供证据支持。首先利用现有理论模型分析汇率传递的形成机理，考虑了我国外汇市场特质——外汇干预频繁这一条件，利用滚动回归方法得到人民币对消费者物价指数传递率的变化路径，建立非线性模型检验汇率传递率是否发生了结构变化，最后利用“按市场定价”理论讨论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以期经过以上分析得到人民币汇率对物价传递率的变化路径。（五）由于前文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均未考虑资本流动因素，本文第七章对此问题进行单独研究，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由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内资产价格飙升等因素的刺激下，尽管我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较强的管制，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近年来增速迅猛、非直接投资净流入显著增加。首先建立VAR模型，并利用其分析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响应及其剧烈程度；另外，利用门限模型，分析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门限效应。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因素冲击的反应程度与反应形式，以期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