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过度负债现象是长期以来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环境普遍商化下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个人经济生活变化下,信贷产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信贷消费快速膨胀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自然人开展商事活动,承担商事风险后导致生活陷入困顿,现存已有制度却并未提供合法的退出机制供其退出市场。与此同时,法院内部存在大量执行难的遗留问题,导致自然人过度负债引发的连锁反应趋于严重。自然人破产与企业破产有所不同,自然人破产不可避免、当然发生债务免除情况下,有关债务免除之相关问题引发了社会民众的担忧与思考:债务免除是否会成为逃债的制度工具?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如何得到有效规制?破产免责是否会陷入滥用?如何在引入破产免责这一理念的同时,维系破产法之债务人、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有效调整之机制的信赖基础?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立足于破产免责中债务人道德风险这一问题,通过以下四部分开展阐述:第一部分,是关于自然人破产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入手,探析债务免除在自然人破产程序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制度价值,解构债务免除与自然人破产之间的关系,论证债务免除中的道德风险之形成机制。第二部分,通过现存法律基础、制度基础、现实基础的角度,分析规制债务人道德风险的可行性条件,通过对破产法的内在价值,包括公平价值、诚信价值、效益价值,以论证规制债务人道德风险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债务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需要对道德风险予以类型化,着重研究各国立法例、破产立法指南、我国《企业破产法》及个人债务清理程序中的类型化思路,进行归纳总结。第四部分,债务人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从两个角度出发,预防与控制。预防在于纠正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为破产财产的申报、管理,核查与调查制度,破产保全制度,从而维持破产财产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信息披露义务主体、信息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的程度、信息披露的方式。控制则围绕对发生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通过强化撤销权制度、健全失权复权制度以及严格破产免责制度,来达到道德风险的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