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类被称之为梨园花谱的文献。“花谱”一词最早指记载、品评花卉的籍录,后来也被用于指称品评妓女的专书,清中期以后,花谱在北京开始用于指称由士人专门撰写的与伶人有关的梨园著作。以往对梨园花谱的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史料进行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即使有针对花谱内容、书写形式、性质等方面的探讨,也多停留于文本介绍层面。本文以文献学方法为核心,除对其进行版本源流、内容、成书时间等方面的考订之外,还借鉴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将花谱视为一类系统的文本进行考察,从而回答这类文本为何会在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大量涌现,它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研究发现,梨园花谱的出现延续了早期植物学花谱中的“品鉴”传统,其在对品鉴对象的书写方式及形象塑造上,也与品妓花谱一脉相承。大部分花谱作者都是外地人,且多为南人。他们的身份十分多样,既有为了科考或游学而留寓北京的举子,需次来都等待实职的候补官员,在京担任闲差的小京官,亦有仕途无望、科场失意的文人。写作花谱不仅是为了娱乐消遣、商业售卖,亦不单单因钟情某伶而为之立传传名,更多地是希望将其作为媒介,藉此交游,建立庞大的交游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产生“名”的社会效应。这种“名”,既可以帮助作者获取一定政治方面的资源,亦可以为作者塑造一个与科举功名相当的社会身份。般而言,花谱创作完毕后会先以抄本的方式在文人圈中流通,不过,由于求名心理以及书坊主商业性的介入,亦有一些花谱尚未完稿便付梓出版。花谱给作者带来的各种实用价值在流通中得以实现,而随着印本的售卖,花谱的流通不再局限于文人阶层,辐射范围也由北京扩大到了其他区域。梨园花谱的创作还受到了当时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政治秩序、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成为了士人往来重要据点,而商业发达的经济条件、繁荣的戏曲演出市场,也让这里成为了名优云集的戏曲中心。戏园子的兴起与流行,听戏阶层的扩大,让重色相轻曲艺成为伶人的主要表演方式,也让男旦逐渐成为梨园的主角,从而聚集一大批可供士人鉴赏的“美色”。分城而治的政策让宣南地区形成了士人与伶人杂处的居住状态,郊外的景点为士人提供了出游空间,此种特殊的城市空间格局也影响了士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士人与伶人的往来。花谱创作过程中不但要面对来源于士人之间的竞争,更要面对来自外部的非士人群体的竞争。士人与伶人隶属关系的解除,商品经济发达促进商人群体的崛起,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传统的浪漫化、理想化的士优关系。为了重建士人的社会文化地位,找回失落的士人文化价值,士人在品鉴伶人、撰写花谱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书写策略,以此强调士人品味,建构与商贾豪客等俗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