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实施和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为程序性辩护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由于很多程序性规则在制裁公权力机关程序性违法行为上的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模糊化、概括化,据此并不能具体、明确地对程序性违法行为作出裁决,因此在实践中,程序性辩护依旧困难重重。为了确保程序性辩护的顺利的进行,达到制约公权力机关的诉讼行为、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我们应该在法律上继续完善程序性辩护制度。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程序性裁判制度,拓宽程序性辩护适用程序的范围,将更多违反程序的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关于排除违法取得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以及勘验笔录等内容扩展到普通刑事案件中来,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应该适用统一的证据排除标准,而没有必要再区分死刑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这不仅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的操作,更是落实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重要举措。为了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更加明确,法律还应当对侦查人员的非法预审手段进行列举式的规定,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些违法手段一一罗列出来。与一审程序相比,二审程序更应该构建专门的程序性审查程序,在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合法性有异议的情况下,应先举行独立的程序性听证程序。进一步细化和扩充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并且仍然按照“绝对的撤销理由”和“相对的撤销理由”分类,分别规范两种不同类型的撤销原判的适用对象和条件。我国还可以在借鉴美国“撤销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滥用追诉权力,侵犯被追诉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撤销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