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发达的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发展，这给人们带来无尽的便利和奢华的享受的同时，也迫使着我们必须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恐惧，2004年的“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的“大连油管爆炸事件”等大规模侵权现象一连接着一连地上演在当今时代的舞台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火山上，一个充斥着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工业事故和恐怖袭击的高风险社会。风险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而司法层面上，受害人事后救济更是遍布荆棘，困难重重，这使得构建一个有效的救济机制应对大规模侵权行为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法律问题。首先，笔者从当今社会国内外发生的典型大规模侵权案件入手，引出对大规模侵权事件频繁发生的风险社会背景反思，认识到当前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危机四伏，损坏不断的高风险社会，而大规模侵权正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极端表现。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结合案例分析，笔者对大规模侵权行为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厘析了其概念特征，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等基本问题。其次，笔者对目前我国在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实践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在现阶段我国主要采取的是行政主导救济模式，特别在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领域，出现司法介入受阻，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出面“买单”现象。同时，由于大规模侵权较之传统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使其在救济机制上存在着一定的尴尬现状，例如受害者的复杂性导致损害赔偿难以确定，诉讼困难使救济滞后，缺乏实体的有力支持损害赔偿无法真正保障和单一赔偿机制容易迫使企业面临破产危机。基于对目前大规模侵权行为所面对的困境分析，笔者大胆提出构建我国多元化救济机制，旨在为风险社会下的大规模侵权探索一条可行出路。对于其救济制度的具体制度设计，笔者认为应该包括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立法，加强实体法的保障力度，建立社会化救济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