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关系网络在财务与会计研究领域的兴起,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中介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结已受到诸多关注,本文则关注于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对辖区公司的影响。出于以下原因,该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大量经济发展中的案例表明,上下级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相关学术文献也验证了官员间联结对于缓解我国层级制政府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性（Jiang,2018）;其次,官员间关系也会影响地方经济政策的制定,我国包产到户等许多政策都是地方率先提出并试验而后全国推广的,这些试点政策最初提出时常常具有打破常规的色彩,这其中高级政府官员对联结下级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对于保证“试点”的顺利开展和推广就显得十分重要;最后,当地公司与特定官员联结的经济后果,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该官员本身,还会受到官员所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会与辖区企业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寻找更多的证据来理解其经济结果及作用路径。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是一个富有张力的研究话题。一方面,官员间联结有助于缓解下级官员短视行为,制度外的保护也更加有利于关联官员进行更多制度创新,寻求长期经济增长点（Jiang,2018）,为辖区企业长期化经营提供良好环境。然而另一方面,官员间联结作为一种非正式关系,可能引发腐败和寻租活动猖獗（Weingrod,1968）、降低公职安排效率（Xu等,2018）、动摇政治稳定（Wantchekon,2003）,这些可能的负面后果对辖区企业经营无疑是不利的,会增强企业寻租动机进而挤占更多生产资源。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对公司的影响就成为一个值得测试的实证性问题。为此,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省级政府官员与市级政府官员之间的校友联结如何影响辖区企业的公司价值;进一步地,本文从创新战略和多元化战略两方面探寻公司价值变化的具体来源;最后本文从政府人才选拔和子公司投资角度分析官员间联结影响公司绩效及战略选择的具体路径。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研究结论如下:（1）当地市政府官员与省政府官员间存在校友联结时,辖区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显著更高。进一步地,上述结果在民营企业、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以及管理层业绩压力较小的样本组中更加显著。（2）当地市政府官员与省政府官员间存在校友联结时,辖区上市公司的创新参与度更高、创新投入金额更大。进一步地,上述结果在民营企业、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以及公司不面临融资约束的样本组中更加显著。（3）当地市政府官员与省政府官员间存在校友联结时,辖区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更低,且多元化绩效得到显著改善。进一步地,上述结果在民营企业、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以及管理层代理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更加显著。（4）政府行政人才选拔机制的路径检验表明,与省政府官员存在校友联结的地市政府官员跨省工作经历更加丰富,并且地市官员工作经历中的跨省份数量越多,辖区公司价值越高、创新参与度越高、创新投入金额越大;子公司投资的路径检验表明,官员间校友联结能够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本地子公司比例并显著提升本地子公司绩效。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1）本文为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对官员晋升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已有文献表明与中央官员的私人关系是决定官员政治升迁的重要因素之一（Opper和Brehm,2007;Shih等,2012;Jia等,2015;Landry等,2018）,并且官员间联结会在地区间信贷和财政资源配置（Shih,2004;卢洪友等,2011）、区域经济增长（Jiang等,2018）等宏观财政和经济发展层面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宏观经济理论应当有其坚实的微观基础（易纲和林明,2003）,本文对省市官员间校友联结影响当地公司绩效和战略选择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完善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逻辑链条。（2）本文丰富了社会关系的相关文献。近年来社会关系网络在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兴起,现有研究主要考察社会关系对联结方带来的直接影响,例如企业的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的资源效应抑或信息效应（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余明桂等,2010;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分析师或审计师与上市公司高管的私人关系对盈利预测准确性或审计质量的影响（Cohen等,2010;Guan等,2016;He等,2017;唐松莲和陈伟,2017）,但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外部性却鲜有文献关注,仅有Li等（2020）研究了被审计客户的高管双方关联如何影响第三方审计师作出的审计调整,一方面有关联的被审计客户间的互相沟通会削弱审计师谈判力进而降低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客户间社会关系网络强化了审计师声誉的重要性,审计师因而会提高审计质量,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联结双方本身,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会预期关系网络引发的可能后果进而调整个人决策。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并不能直接参与辖区企业的经营决策,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掌握土地资源、行政审批、银行信贷等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政府及执政官员行为必然会影响辖区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未来市场行情预期以及组织经营绩效,那么所在地的政治生态环境势必是企业制定战略时的重要考量维度,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官员间存在联结时,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化经营战略。（3）本文丰富了制度因素影响公司创新战略的文献。现有关于制度因素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大多围绕宏观经济法律制度（Ayyagari等,2011;Fang等,2017;吴超鹏和唐菂,2016）以及政府政策（Howell,2017;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余明桂等,2016）等正式制度展开,官员作为政府活动的主导者,其个人利益诉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且创新活动的长期性本质与官员追求的短期经济增长存在矛盾,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尽可能地使官员利益与企业创新相容,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提供容忍失败的环境,激励辖区企业增加创新投入。（4）本文丰富了制度因素影响公司多元化战略的文献。与西方理论界从资源、交易费用和代理因素的角度解释企业的多元化动机不同,政府政策、制度因素与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更加相关,实证证据也表明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稳定就业、提高政绩等为目的的干预行为会导致企业更多的低效多元化（陈信元和黄俊,2007;马忠和刘宇,2010）,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有助于减少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和政府设租抽租行为,进而减少企业的无效多元化。（5）本文丰富了关于市级政府官员行为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级层面,关于市级官员的研究相对较少。分权改革大大提高了地市级政府在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分税制改革后市、县级政府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又强化了基层政府与企业的经济联系（陶然等,2009;陶然等,2010;逯东等,2014）,基层政府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权力和职能的不同导致高级别政府与基层政府的动机及行为存在差异,Cheung等（2008）以及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认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更可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注意自身形象,而市、县级政府对辖区企业的干预和价值损害更为严重,因此我们无法将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央官员以及省级官员的结论直接套用到市县等基层政府官员层面,在政府的委托代理框架下,如何约束低级别政府的行为显得更为重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省级官员的校友关联有助于缓解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之间的代理问题,促进辖区企业的长期价值提升和长期化战略选择。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政治晋升锦标赛创造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也造成官员行为短期化、企业行为短期化等众多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间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长期化战略选择,但是本文的研究并非推崇这种政府行政体制内的非正式关系,而是强调在当前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阶段,某些非正式关系的嵌入能够带来一定的好处,本文也发现官员间联结带来的正效应通常只存在于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好时,说明发挥官员间联结的正效应需要一定的支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