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1892-1973)是一位特殊的美国作家。她生在美国,却长在中国,她属于传教士父母的美国世界,同时又属于中国世界,童年的她接受的是儒家-基督教双重教育,双重教育又帮助她掌握了汉英两种语言。这就大大地拓宽了她的文化视野,使她从小就得以置身于双重文化的熏陶之中,也培养了她日后观察、思考问题时习惯采用的双重文化视角,使她认识到,对异质文化的客观认识是对它们作出价值判断的必要前提,也使她认识到不同的文化自有其各自的内在价值,因此要尊重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尊重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重视相互理解与和睦相处。这正是文化相对主义者所倡导的文化精神。　　本文旨在对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作—较为深入的探讨,因为正是这一文化精神才使得赛珍珠在东西文明、中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方面取得卓著的成绩,从而被誉为“沟通东西文明的人桥”(尼克松语)和“中美文化交流之友”(王元化语)。　　赛珍珠赢得这些赞语,殊属不易。要在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铺路架桥确实困难重重,毕竟两者之间的沟壑太深了。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速积聚,科技的发达史无前例地增强了他们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许多西方人开始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生了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尤其是到了19世纪,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似乎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高傲姿态,西方文化优越感如影随形地表露在西方人对待东方文化的言行之中。　　19世纪,多数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成了一个老大衰落的帝国,中国人则被描写成软弱的、不可理喻的、面目模糊的人。游记、小说、书画、电影种种文艺样式“齐头并进”,将在无知的轻视和傲慢的偏见基础上虚构出来的中国人形象牢牢地灌注在西方人的意识之中,“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谋等等看了叫人毛骨悚然的举动……”(庄心在语)。直到20世纪30年代,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仍然满怀疑虑和敌意,并认为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普适性。西方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一概被西方人视作评判其他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不合这一标准,则会被轻易地评判为怪诞、野蛮、不开化。这种行事方式的武断和骄横是显而易见的。　　赛珍珠厌恶所有把中国人描写成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她下决心希望做的事情是打破西方人日益建立起来而且不断膨胀的自我中心意识,尽其所能地揭露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和中国人所坚持的类型化理解的虚假实质。为此,她毫不犹豫也无怨无悔地挺身而出,以自己大量的小说和非小说创作以及社会活动为东西/中美文化交流而大声疾呼。　　赛珍珠的《大地》着力而真切地表现中国农民和土地生死相依的关系,成功地向西方读者再现了旧中国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消除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许多偏见,从而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所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形象,成为普通人了解中国的基础读本。赛珍珠成功的秘诀在于,与多数对中国人怀有偏见的西方人不同,她在塑造中国人形象的过程中,并不带有那种司空见惯的西方文化优越感,相反,她的笔下饱蘸着对中国人的同情、理解和热爱,她赋予了他们温暖而深刻的人性。　　在《大地》三部曲、《东风·西风》、《群芳亭》、《龙子》等一系列中国题材的小说中,赛珍珠将中国人塑造成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同为人类成员,所做的不过是在他们所处的特殊生活环境中必须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她也再现了他们身上与西方人相类似的因素。在描写中国人所经历的生与死、繁荣与衰落、传统与变革的时候,在描写他们在天灾人祸中受到交相煎迫的过程中,更在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不息抗争的努力中,赛珍珠讲述了一个个全人类的命运的故事。她希望揭示出中国人和西方人享有共同的人性的真相,从而强调人类生活中那些超越种族界限的基本情感。她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希望向西方人展示出这一方式的正常,同时,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的情感又能够为整个人类所理解。这样,通过文学创作,赛珍珠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全世界的人民,抛开民族不提,其基本情感和心绪是十分相像的。　　与此同时,赛珍珠考虑到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她便利用各种机会,在各种场合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在她上述的中国题材小说中,她不失时机地通过小说的人物、情节、民俗风情来反映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对西方人做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启蒙工作。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两面性,既不乏精华,又有糟粕。正如她既写出中国农民的忠厚老实、纯朴善良、充满智慧的一面,又写出他们身上封闭、愚昧、自私、一味地忍让的弱点那样,赛珍珠既写中国文化中的肯定性成分,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她看到了,也不护短,而是写出来;只不过,她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其出发点是好的。　　赛珍珠首先是一位小说家,但她也写有大量的非小说作品,而且,她的非小说的写作宗旨与其小说创作相同,都是希望帮助扩大异质文化交流,相互宽容,增进了解。在她所作的演讲中,关于中国小说的一组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中国早期小说》、《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中国小说》等。对于中国小说,赛珍珠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带动了她的感悟,她又同时研读过英美小说经典,就此打下足够的联想和比较的基础,使得她的关于中国小说的演讲颇有价值。　　赛珍珠指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小说的了解几乎接近于零,文学史里包括的是中国诗词和学术文章,就连大型的汉学目录书籍分配给小说的也仅有薄薄几页的篇幅。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赛珍珠在演讲中所讨论和赞赏的中国小说在西方仍不大为人所知,这就更说明她的努力的难能可贵。更有意义的是,赛珍珠在讨论中国小说的过程中,避免将西方的小说评论标准强加在中国小说头上,对于西方论者的一些苛评也能据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给予以理服人的反驳,力争为中国小说讨回公道。她认为,“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在技巧上不同,但和西方小说一样,包含了有生命力的艺术的固有品质”。在她看来,中国有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她甚至说,西方文学中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杰作相提并论。赛珍珠一再强调她的这些观点,目的在于向西方读者展示一个内容丰富却长期为西方所忽视的小说传统。仔细阅读赛珍珠关于中国小说的一系列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是希望以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学,她所赞成的是文学评论标准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多元而非一元,推举的是文化对话而非独白,希望由此在文化上踏上“撤除中心”的坦途。　　在小说和非小说中,赛珍珠充分地表现了她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不过,文化相对主义往往过于强调各种文化本身的价值,这就容易造成文化之间交流的缺失,因而造成文化上的封闭。与文化相对主义者有所不同的是,赛珍珠在提倡文化共存的前提下,也特别强调文化交流,也就是说,她提倡异质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尊重,与此同时,她意识到一种文化并非是自给自足的,它有其优势所在,也有其欠缺之处,所以,她也倡导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以谋求各自的进步和共同的发展。　　在《大地》、《东风·西风》、《群芳亭》、《母亲》、《同胞》、《结发妻及其他的故事》等作品中,中国人既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又生活在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中。毫无疑问,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很自然,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时,假如缺乏了解,就有可能发生文化冲突。但在赛珍珠看来,一旦阻碍文化交流的障碍消除,文化冲突也会随之而去,她深信,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只不过,加深沟通和了解是先决条件,而且,异质文化在相遇、相交的基础上,还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在《东风·西风》第二部分,赛珍珠就希望借助于异族婚姻及新生儿的诞生来表现东西/中美文化融合的主题,虽然这一表现不无说教的成分。　　赛珍珠清楚,东西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她对差异不感兴趣,她强调的是共同点。在《东风·西风》中,她强调桂兰和玛丽之间的共同之处,在《母亲》中,她强调“母亲”形象的普遍性,在《大地》中,她强调中国农民的可理喻性及共同的人性。通过对共同性的强调,赛珍珠希望阐明文化差异性是相对的,而文化间的相似性和共通处则足以使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们走到一起,交流思想,增进了解。概言之,赛珍珠不仅希望异质文化之间友好相处,她更进一步,倡导文化交流,以便消除文化冲突,促进文化的发展。　　赛珍珠一生都在与文化偏见抗争。她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始终没有纠缠在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上,她所追求的恰恰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这些文化间的互补乃至最后可能的融合。赛珍珠的思考和努力很有价值,并在她的创作中得到了具体而充分的体现。近年来,“文化冲突”和“文化共存”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展开。现在,科技的发展迅猛得令人难以想象,地球表面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东西方早就不可能“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变得日益频繁,所以,如何做到相互理解、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在这样的氛围中,赛珍珠的中西文化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她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应该是一个值得挖掘和利用的文化资源,因为它们提倡通过了解和沟通来解决矛盾,消除冲突,在保留各自文化个性的前提下,相互汲取养分,从而创造出更为丰富的文化,而这些思考对于人们现在无法回避的异质文化交流极富启发性,尤其值得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论者进行反思,以拨开文化普适性的迷雾,开创异质文化交流的理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