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考察方方小说的创作特点。方方的小说创作是蔚为大观的新时期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时期文坛“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方方并没有将自己的创作拘囿在狭小的天地里。在内容上作者通过冷静、睿智的思考越过表浅向更深处求索人生和探讨人性,逐步克服了早期创作中重视感性体验而忽视理性审视的不足。在形式上由早期叙述的诗化倾向到后来的多样态叙事,由早期的新写实主义到后来的现代主义,由早期对人外在生存形态的表现到后来对内外融合的生存情态的表现。这说明方方的创作逐渐摆脱了经验式的感觉述说,由个人化体验迈向大众化体验,从表现自我个体的生存体验转向对世间人生的生存观照。从题材到风格,从语言到形式都在逐步走向成熟。这在拓展了作品表现空间的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内蕴含量。虽然方方的小说创作从初具规模到形成较为成熟的写作风格的过程中,其审美触角也由生活表层向生存环境的原生态延伸,但其主旨始终不曾悖离关注对象: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这也正是笔者选择方方作为论述对象的原因和意义所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生存状态的角度切入分析方方的小说创作,运用类比和归纳的方法以及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梳理,通过情爱、伦理和命运这样三个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方面对方方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首先,笔者在前言部分对方方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了综合概述,并完成了对“生存”一词的哲学界定。正文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方方作品中的女性在面对情爱时态度和处理方式的变化具体分析作者情爱观以及创作思想的变化,即由无性别意识到准女性意识到女性意识再到人文意识的转变过程。这说明方方的小说并不是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女性意识不明显,只不过由于这种意识是阶段性的,而作家又设置了重重机关将其十分隐秘地镶嵌在了作品之中,所以需要仔细梳理才能发现。第二部分将传统伦理分为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选取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作为两种伦理的承载者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方方笔下两大阶层对传统伦理的承继和悖离归纳作者的伦理观。市民阶层对家庭伦理的消解主要从亲子之伦、长幼之伦、夫妻之伦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社会伦理的态度体现在三代知识分子身上各不相同。虽然三代知识分子都在面临伦理考验,但如果说第一代知识分子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者和力行者,第二和第三代知识分子却因为各种原因在使其形成断层。方方看到了一旦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的状态,从而在作品中呼唤主流价值标准和传统道德的回归。第三部分以作者命运观的形成、特点和表现为线索,梳理方方独特的悲剧命运观。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人文关怀和社会使命感的作家,方方意识到关注人生、关注生存的目的是为了关怀和启示人类的命运。总的来说,方方的命运观虽然是一种悲剧命运观,但它既区别于“意志论”的为所欲为,又不同于“宿命论”的无所作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辩证命运观。这种命运观的形成是童年经验、成长经历、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复杂的命运观在作品情节的设置上体现为命运的荒诞和不确定,在人物设置上表现为既有认为命运无法逆转的命运忍受者形象,又有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命运搏击者形象。在论述过程中,本文还结合文本简要分析了方方与张爱玲、方方与池莉的创作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存在的差异。张爱玲与方方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人们不惜破坏伦理规范来满足自己利益的行为不是全部否定和批判,而是肯定现代市民主宰自己命运和外界因素抗争的现代性精神特征,方方则不遗余力的对这种伦理失范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池莉与方方的最大不同在于池莉以认同、赞美的态度看待市民生活,而方方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市民生活。所以,池莉笔下的印家厚们奉行的是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而方方笔下的武胜松们在平淡中也不忘寻求情感和生活的突破。结语部分概括了方方作为汉味作家和武汉的密切关联及其今后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