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是公司管理者以公司的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基本目标,为指导公司各期的股利分配活动而制定的方法或措施,包括对股利支付水平以及股利分配方式等有关方面的策略性指导。股利政策与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并称为上市公司三大财务管理决策,虽然已经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但对股利政策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情况,至今仍是财务学界的一个“谜”(Black,1976)。从全球看,股利分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国上市公司分红实践也有近20年的历史,经历多次改革,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已经从初期的随意操纵逐步走向规范的轨道,但是,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仍然存在一些特殊现象与不尽合理之处,形成了“中国式的股利之谜”。2008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中国股市进入全流通时代,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复苏与发展,为公司财务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背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股利政策的关注始终基于微观特征视角,对宏观因素和行为因素的关注较少,且对于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在对现有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择公司特征、公司治理、宏观因素和管理者行为因素四个视角进行研究,构建基于代理理论、投资者法律保护理论和管理者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影响上市公司的公司特征、公司治理机制安排、法律环境因素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的研究发现包括:(1)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对公司股利政策存在正向的影响;处于成熟期的公司比初创期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更高;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之间不存在相互的替代作用。(2)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关键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水平呈N型关系,在股权分散时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可以进行制衡,但在股权高度集中时,其他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进行“合谋”,存在对小股东利益侵占的现象:目前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还没有充分发挥治理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的制度安排,助长了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分享上市公司收益的动机。融资约束和外部审计是对公司财务政策起到直接影响的两类外部治理机制,负债对股利具有“刚性”约束,限制对股东的股利分配,外部审计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抑制大股东通过高额派现“掏空”上市公司的作用,发挥了保护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功能。(3)法律保护替代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即在法律对小股东保护程度较低的时候,公司倾向支付较高的股利,建立信誉机制,而在法律环境改善时,这种建立信誉机制的需求不再,公司会降低股利支付,将其投入到更好的投资项目上。相比交叉上市公司,仅在大陆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更高。(4)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因素总体上会降低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已有文献显示管理者对公司预期投资收益和业绩过度乐观时,倾向高负债和高投资,但是本文的检验结果没有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存在高负债融资的倾向,这种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降低股利支付水平,保留更多留存收益用于投资项目。但是,在成长性高的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利产生的影响会被减弱。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总体上会影响企业价值,提高股利支付水平会降低企业价值,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股利支付不会降低企业价值,因为可以减少现金流带来的代理成本。本文以中国转型经济与新兴资本市场中的制度变迁以及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对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对股利政策特征进行了国际比较,提供不同国家(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对制度运行效率的影响,提供了股权分置改革后,剔除流通限制后,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以及股利支付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新证据。研究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因素,考察包括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性质、企业管理者特征等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代理理论,将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背景与企业微观行为相结合,在管理者行为视角的股利政策研究方面进行尝试,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