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说的“灾异”,是指代表天意的自然或人为灾害、天文异常和社会异象。它们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我们把作为政治文化的灾异,或者政治文化中关涉灾异的层面,称为“灾异政治文化”。它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本文首先追溯灾异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西汉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政治的关系,从中梳理出灾异论的儒学和数术两个传统。随后,研究这两个传统在东汉以后的变异、发展和延续,对承载灾异论儒学传统的正史《五行志》、《天文志》作一鸟瞰,并从延续至清代的官方灾异记录和占验书修纂中,揭示出灾异论数术传统的存在及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为了展示灾异政治文化发展历史的多个层面,本文选取灾异政治文化长期面对的几个基本问题,如回溯式和预言式灾异论的并存和消长,灾异咎责的分配,自然规律之“常”与灾异休咎之“变”如何平衡等,作了专题讨论。最后,我们研究宋代以后灾异论和灾异政治文化的转变,并指出清代“神道设教”主客体转换的意义,将之视为灾异政治文化发展的尾声。　　 本文通过研究灾异政治文化,站在学术的立场上,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对政治的关系。在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儒学、数术、政治三者的互动,以及学术在处理与政治关系时表现出的“学理化”和“实用化”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　　 我们认为,西汉时期,董仲舒等儒生为了假借“天”的权威以实现“儒家之道”,称说灾异。在灾异论说中,儒生利用了数术的技术手段,又以“儒家之道”改造数术,与不包含价值取向的“小数”划清界限。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数术的利用价值降低。唐宋以后,士大夫引入佛、道思想资源,补充儒学在天人论上的缺失,进一步排斥数术因素,扬弃汉儒的灾异事应说。然而,君主专制政体未有根本改变,儒学士大夫仍需要借助灾异论的君权制约机制。灾异政治文化因而在转变中得以维系。　　 中国古代学术一直与政治保持着紧张关系,学术的“学理取向”因而不得不受制于与政治相关的“实用取向”。在灾异论的发展中,“学理取向”不仅导致丧失价值取向的技术化,而且日益倾向于从宇宙论上主张天人相分,从而消解“天”的权威,最终否定灾异论。但与之相反的“实用取向”,同样会导致灾异论说偏离儒家之“道”,并且使学术为政治所左右,愈加丧失独立性。儒家因制约君权的实际需要,在天人关系论上屡屡偏离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轨道,强行坚持灾异论。历史证明,这不仅阻碍学术独立发展,而且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政治效果。灾异论和灾异政治文化的长期存在,反映出中国古代学术在处理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