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582.9亿美元,居于全球第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我国对沿线各国OFDI增速较快,但投资规模的国别差异较大。为此,众多学者开始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两个角度分析影响我国OFDI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两国的贸易联系、制度环境、通货膨胀等因素,而对金融发展因素的关注度相对较少。仅有的基于金融发展角度的研究也只是围绕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展开分析,而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分析对我国OFDI影响的研究仍存在较多空白。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影响。首先理论部分构建东道国金融发展影响OFDI的理论模型与影响路径框架,在此基础上,从金融深化、规模、效率以及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相应指标以衡量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在本文的实证部分,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自2008-2017年的OFDI面板数据作为全样本。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发展水平的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具体影响机制,本文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人均收入将全样本分为高、中与低收入水平三类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引入东道国市场规模、技术要素、自然资源、通货膨胀率与制度质量以及与我国的经贸紧密度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实证模型后进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从沿线各国的全样本来看,东道国各维度下金融发展指标的提高均对我国OFDI的发展存在推动作用。(2)从三类分组子样本来看,不同收入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影响仍是正向效应占主导。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实证结果与全样本差异较大,金融深化与效率维度指标的提高对我国OFDI存在抑制作用,但相较于金融稳定性的推动作用影响甚微。(3)沿线各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技术要素,市场规模,宏观经济与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及与我国紧密的经贸联系均对我国投资主体有正向的吸引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建议:第一,投资主体应选择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第二,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鼓励投资主体扩张对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加大对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视力度;第三,完善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相关融资政策,鼓励企业利用好两国市场、两种资源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与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