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被誉为美国19世纪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和跨世纪美国艺术与思想转型的试金石。作为一名坚持创作源于现实生活的作家,诺里斯关注女性社会角色、女性觉醒等世纪之交的热点问题,并将之作为其作品的重大主题,贯穿于其创作生涯。本论文以诺里斯的三部长篇小说为文本,参考诺里斯评论文章、传记、书信集和评论集,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对诺里斯小说塑造的女性予以重新审视,从而指出诺里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复杂多样,但总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家中天使、新女性和拥有双性气质的女性。这三种类型突显出诺里斯女性观的形成和发展。诺里斯厌恶那些在行为上依赖、屈从,在思想上无知、封闭和性格软弱的家中天使女性形象,愤其不争。与此同时,诺里斯又指出这些家中天使的人生充满着悲剧色彩,而男权社会的多重压迫则是造成女性悲剧人生的主要因素。对于被视为欲望客体的女性,诺里斯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家中天使女性形象完全不同,诺里斯笔下的新女性形象是具有女性自我意识和个人行为能力的女性主体。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坚定信念、勇气、力量、理性、独立性、竞争性和智慧等特质。然而,诺里斯也指出:他所处的社会中,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女性观并未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改变,男性仍坚持传统性别观念。另一方面,新女性丢弃传统女性气质,走向男性化,这意味着她们不再是男性的伴侣,因此,诺里斯对新女性的性意识觉醒以及欲望膨胀持反对意见,认为“新女性”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两性矛盾日益突现。根据诺里斯的观点,这种新女性的塑造并不是其解决两性矛盾的终极形式。为缓解当时日益激烈的两性矛盾,诺里斯塑造了“双性气质女性”,即同时拥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女性主体,提出了两性平等互补的主张。其笔下的“双性气质女性”体现了男女两性共同人性的元层面,从而模糊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女性成为了与男性平等的个体,由此颠覆了父权社会对女性作为客体、“他者”和“第二性”的规范,突破了男权中心文学塑造女性的逆来顺受的“家庭天使”形象以及一些女性主义者倡导的独立自强的“新女性”形象。通过塑造双性气质女性形象和提出两性平等的互补观,诺里斯试图在观念上缓解美国19世纪晚期两性关系紧张和社会性别混乱的状况。故而,其双性气质女性的塑造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作为关注人类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的作家,诺里斯一方面站在女性立场关注女性社会地位,描写和批判父权制下女性倍受压迫的生存状态,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希望女性能通过抗争赢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另一方面,他却无法摆脱父权制对其道德观的影响和束缚,提倡压抑女性的性意识扩张,反对任何形式的女性欲望膨胀。除此之外,诺里斯在展现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活动以及刻画父权社会中女性所受到的精神迫害和思维禁锢等方面远不如其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因此,诺里斯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其女性观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权思想,仍然存在一定的时代上和认知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