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何其芳三四十年代散文的诗性创作作为个案研究。何其芳散文的诗性创作实际是指何其芳散文中诗意的表现。他的散文诗性创作进行了一场“思想”和“艺术”上的“革命”。 他的散文是诗性的，是一种诗性的散文，他注重人格的审美、表现自我的真实的感情，抒写真善美的思想，这种思想感情与大众、与时代、与国家应该说还是息息相通的。何其芳的诗性散创作是符合“表现自我”的内核要求的，同时也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他的《画梦录》和《刻意集》真实反映孤独者内心的寂寞与痛苦，也不失突破个人小天地，前进奋斗的希望，体现了他人文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整合；《还乡杂记》则在个人感知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认知，表现为一种艾略特式的“荒原”意识，他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审视现实，并对个体生命存在进行了荒诞的思考。到了延安之后，何其芳彻底埋葬了“小我”，抒写了一曲民族国家的神话，但却时常处在自我身份认同与艺术定位的矛盾冲突之中，突现了时代精神和个性特征的悖论，他有意识地表现时代、表现政治，过于注重散文的功利价值，使他的散文创作滑向了文以载道的老路。 何其芳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是诗性的，他运用诗的手法与技巧，讲究意境的生成，形成了象诗一样的跳跃、灵动、飘忽的节奏。何其芳的早期散文写得很美、极具诗意，代表了他散文的最高成就，为当时散文创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何其芳早期诗性实践最主要致力于“超达深渊的情趣”的营造和情境交融的诗化境界的创造上：将散文与诗结合，运用恰当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创造了与作者主观情感相协调的情趣与意境；而后期对散文诗性开始消退，主要贡献是体现在散文体式革新与拓展上，但他的散文创作一味为延安服务，为政治服务，诗性的缺失导致了他的创作在艺术上的滑坡。严格地说，他的后期散文在艺术上已经背离了散文的审美特质的要求，是退步而不是进步。他散文艺术中热情的自我抒情是一以贯之的。 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三十年代的最高水平，是二十年代散文的发展。他的诗性创作是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