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税费时代,“富人治村”已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这一权力结构变化背后有经济背景、社会基础、制度与政策因素的复杂作用。一方面,税改后的农村基层政治在摆脱了资源汲取的压力之后开始初步民主化,对选举的控制逐渐放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分化,与此同时国家也在通过大幅下渗公共品资源缓解农村的衰颓。在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进程中,城镇周边农村的超级地租开始出现。新的时代背景下,顺利承接资源、完成土地增值开发、引导农民致富成为农村基层工作的中心任务,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双带方针”由是兴起,农村先富能人阶层在地方政府基础性权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基层工作达致目标的支柱力量。然而,当由权力主导的巨大利益空间出现之后,村两委选举及人大代表直选便被财富所左右,“贿选”进入相当普遍而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村庄政治的公共性严重萎缩,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出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难以实现,规范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设计在权力实践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趋于寡头化。个体的富人出于桑梓情怀回报家乡的类慈善行为并不能代表富人阶层的参政动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投资遵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竞争逻辑,而且前提是自身获利更多。虽然他们的投入客观上能使局部地区获得资源,但却以更多地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因为他们所要承接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横亘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寡头结构放大了基层场域中权力-利益网络的“结构洞”效应,从上至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在流动过程中被大量吸食,且流量愈大吸食愈深,乡村治理发生了内卷化。这与税改前发生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如出一辙,只不过资源流向发生了逆转。所以,如果不能在将乡村社会加以组织的基础上设法以协商民主的政治过程代替权力主体的利益博弈,那么权力-市场的结盟不仅会使国家下渗资源的战略意图落空,还会将经济社会运行带入“转型陷阱”中,停滞、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