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与政治及文化密切相关。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对此做了极好的诠释。该家族自明朝兴起至清朝乾嘉时期，约传二十世，历时五百余年，经历了奠基期、稳定发展期、兴盛期、明清之际分化期与家声重振期五个阶段。　　方氏家族自七世分房以来，中一房和中六房分别为明清两代的著房。十一世方学渐以布衣振风教，不仅奠定了其家学基础，而且其后代蝉联进士，科甲鼎盛，仕途显赫，至晚明达到家族发展的鼎盛期。方孔炤官至湖广巡抚，其宦海波澜折射出正直官员与阉宦的斗争，官员之间的党争;反映出统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和斗争;透视出崇祯帝的用人得失，堪称晚明政治的一面镜子。学术上，他继承先辈的实学传统，集方氏《易》学之大成。方以智与阮大铖从交好到交恶及其矛盾的最终了结，则勾画出一部地方世家交往、明末士人结社及其矛盾斗争的图画。　　明清鼎革，中一房对清朝持抵抗或不合作的态度。方以智的抵抗、逃禅直至自沉惶恐滩的行为，把崇尚气节、忠于前朝的士人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方文则甘做遗民，其诗放胆直言，真气淋漓，堪称诗史。以方拱乾父子为代表的中六房族人，其多数很快认同清朝统治，受到一时宠眷。但由于清初满汉矛盾尖锐，满族贵族伺机对汉族望族加以打击。在江南有巨大影响的方氏遂成为顺治十四年科场案的牺牲品，拱乾父子流徙宁古塔，家族发展遭遇挫折。清廷以此案打击方氏、震慑江南望族。经过族人的纳赎，拱乾父子三年后终于放归。为偿还债务，方孝标兄弟四处募捐。孝标后来将求贷时的见闻著成《滇黔纪闻》，却因此而使家族再罹奇祸，其子孙被遣戍卜魁，家族骨干多人长眠塞外。康熙帝兴《<南山集>》案，意在打击强宗，禁止不利于清朝的思想和言论的传播。　　历经两次打击，方氏家族跌入谷底。但其族人自强不息，经过与满族贵族的磨合，逐渐赢得信任。方苞因才免祸，受到康雍乾三帝的任用。震慑与宽仁并用，体现了清帝的政治智慧。方苞殚精竭智，与满汉臣工徐元梦等合作默契，为清朝的政治和文化，为满汉两族和谐相处做出了贡献。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方观承，任直隶总督长达十九年。他劝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植棉，广设义仓，成为一代名臣。其子方维甸、侄方受畴同样官至总督，在政绩和文化上亦可圈可点。这样，中六房出现了“一门三督”的盛况。方氏家族历经磨难，为满汉民族融合付出了巨大牺牲。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而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　　方氏家族在清朝的文化建设上成就斐然，重视实学与会通中西学，既代表当时文化的走向，又构成其家族文化的两大特色。方以智堪称其杰出的代表，他的实学思想影响到王夫之等思想家。他用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卓然成一家之言。　　总之，方氏家族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清朝文化发展上亦有不凡的表现。这些对我们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历史启迪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对其加以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