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演进,雅克·朗西埃是无法回避的对象。对朗西埃的研究,可谓思考20世纪后期法国乃至欧陆左翼思想的“入口”,他作为经历了20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历程而硕果仅存的学术巨匠之一,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朗西埃学术生涯的演进,既折射出法国乃至欧陆左翼思想的共性,又展现出自身卓尔不群的特点。朗西埃与其他左翼学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为在主体性批判的风格中反思资本主义文化,而独具特色之处,则是他不改初衷的学术秉性。无论在论述上如何扩展深化,朗西埃均没有放弃在学术生涯起点时所坚持的逻辑内核——基于感性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立场。朗西埃对于感性现实的理解,体现为他始终坚持以平民大众为主体,反思现存的资本主义文化认知,进而寻求变革的可能。对欧陆左翼运动兴衰的亲身经历和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并存,使朗西埃不同于同时代的诸多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左翼学者,也使对朗西埃学术成长道路的研究颇具魅力。在对朗西埃学术成长道路的思考中,有一组必须直面的关系,那便是朗西埃对他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的批判与传承。提及朗西埃与阿尔都塞的关系,既往研究或多或少具有某种较为刻板的印象,即认为朗西埃在1968年之后的独立探索是以与阿尔都塞的学术主张彻底决裂作为前提的。而若深入考究朗西埃在不同时期的文本群,却可以发现阿尔都塞对朗西埃学术思想所具有的隐秘而又持久的内在作用,此种作用并非是“分道扬镳”一词可以简单概括的。这既体现为阿尔都塞早年引导朗西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引导,又体现为二人在1968年之后的“藕断丝连”。朗西埃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与传承的核心,在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命题。在朗西埃看来,阿尔都塞兼具意识形态命题的开创者与背叛者两重身份。他认为,阿尔都塞一方面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阐释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另一方面却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围绕意识形态的诸多面向现实的概念囿于拉康式的语言结构中,无法真正基于感性现实的要素和平民大众的立场。在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中,朗西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不受制于任何先验语言结构的、面向文化生活现实的叙事解放的可能性。基于对朗西埃学术生涯的考察,可提出朗西埃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与传承这一主题,即朗西埃力求以更为贴近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重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命题。这一逻辑可以被概述为结构主义的断裂和叙事的解放。结构主义的断裂指涉朗西埃努力抛弃以结构主义为叙事前提的意识形态概念外壳,叙事的解放则指涉朗西埃力求在清算结构主义逻辑之后,使欧陆左翼叙事乃至一整套西方思想史的固有语言能够与现实的文化生活共融,实现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的在文化上的共生共在。朗西埃认为,叙事解放正是文化认知变革的内在道路。知识分子不应将自己先验的视作知识的持有者,而是要体验现实的文化生活,承认大众的文化潜能。无论朗西埃本人是否直接承认,他的学术文本都表达出了这样的逻辑,即对于阿尔都塞的批判是为了内在的、隐性的传承阿尔都塞未能坚持到底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也只有真正传承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才能真正获得逻辑支撑,叙事体系在脱离结构预设之后才能在现实文化生活中找到皈依之所。换言之,结构主义的断裂是叙事解放的基础,叙事的解放则是结构主义断裂的归宿。以结构主义的断裂和叙事的解放为切入点,依据时间主线的递进和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的标志,朗西埃在批判与传承阿尔都塞过程中的学术成长之路可以被归纳为四个阶段。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历史事件之后,朗西埃深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思考,进而重构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命题。第一个阶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束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朗西埃在这一时期以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为主要特点,他并未公开与阿尔都塞决裂,但隐约表达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结构的不满。第二个阶段是从1968年到1980年,朗西埃公开清算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逻辑,并表示要探索结构主义之外的文化认知变革之路。第三个阶段是自1981年到1990年,朗西埃意识到与平民大众在现实的文化生活中共生共在方才是叙事解放的真正内涵。1990年之后,伴随所在学科的变化,朗西埃的学术生涯进入到第四个阶段,他在此阶段一直面向政治和文艺等各领域贯彻叙事解放的逻辑,并坚持至今。基于此,研究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分别对应朗西埃学术成长的四个阶段,通过阐释朗西埃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与传承,诠释朗西埃学术思想的成长道路。第一部分“缘起”旨在诠释朗西埃与结构主义断裂的起点。分“回溯”、“对象”、“起点”三个层面依次论述。“回溯”指涉马克思主义叙事传统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即对先验性结构观的摒弃。马克思认为一切结构主义预设均属于先验性的认知,真正的叙事基础应是物质资料生产中的感性现实。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内在精髓在马克思身后经常被欧陆左翼叙事误读,却被朗西埃重新把握。“对象”指涉朗西埃在学术成长中力求批判的对象,即以阿尔都塞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二分法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风格。阿尔都塞的特点在于用拉康式的语言结构阐释、囊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一系列概念,然而在朗西埃日后看来马克思的关注点从不在任何本体化的概念界定上,阿尔都塞的尝试实质是以解读马克思为名磨灭马克思的精髓。“起点”指涉朗西埃接触阿尔都塞、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开始,可追溯到其初期代表作《读<资本论>》。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中,面向现实的、不拘泥于规范束缚的批判性萌芽为朗西埃日后公开批判阿尔都塞埋下了伏笔。第二部分“殊途”旨在探讨朗西埃在与阿尔都塞分道扬镳后的藕断丝连,以及意识形态命题对朗西埃日后叙事蜕变的内在影响。可分“决裂”、“论争”与“传承”三个部分。其节点在于1968年“五月风暴”。“决裂”指涉朗西埃在1968年之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首次公开反思,朗西埃表示阿尔都塞结构性预设磨灭了面向现实的批判可能,这开启了与阿尔都塞走向殊途的序幕。“论争”指涉朗西埃在《阿尔都塞的教训》中对阿尔都塞“二分”叙事的全面清算,他彻底清算了阿尔都塞从“保卫马克思”到70年代叙事变迁中不变的语言结构预设逻辑,认为此逻辑的最终收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离。“传承”指涉朗西埃试图让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自我消解,并在结构的消解中获得重生。朗西埃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在张力使批判枯竭,然而其将去除意识形态语词外壳的文化认知变革任务加以保留。基于《论意识形态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教训》,朗西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诉求,那便是如何寻找脱离结构主义的指南、寻觅文化认知变革的现实道路,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化叙事埋下了“引线”。第三部分“转向”旨在阐释朗西埃的成熟观念。核心在于探讨朗西埃如何从与结构主义的切割中孕育出成熟化的叙事解放的观念。可分为“阶级”、“语言”与“实践”三个方面。“阶级”指涉朗西埃对既往学者否认工人阶级文化创造力观念的驳斥,他试图理解工人的文化生活,从认知变革中寻找斗争的希望,这一逻辑体现在《工人之夜》的论述中。通过对19世纪法国工人文化生活的考察,朗西埃认识到工人的生活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文化之场。“语言”指涉朗西埃在《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一书中努力揭示思想史上的知识分子坚持自我预设的优越感、贬低平民大众文化创造力的认知困境。朗西埃认为“平民大众只有世俗想法没有文化创造力”的论断,实则是知识分子自身臆想出的情境,叙事解放的真正道路应是知识分子放下臆想,进入真实的文化生活中与平民大众共生共在。“实践”指涉朗西埃在文化教育的实践领域的探讨。知识分子的臆想在文化领域的实践中则体现为教师的本体化概念,以及对平民大众冠以“无知学生”的先验性身份,需打破此预设,真正理解学生的文化感知与文化潜力。第四部分“回响”旨在分析朗西埃对意识形态批判任务的拓展性论述。可从“政治”、“文艺”和“主题”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政治”指涉朗西埃围绕政治与治安关系的论述。朗西埃认为,政治解放的意义在于政治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并承认平民大众所具有的“政治感知”。在他看来,对治安的过分关注是对现实批判主题进行转移的体现,其问题视角始终受制于结构主义的预设,无法实现自身所宣称的对结构主义的反抗。“文艺”指涉朗西埃在在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的论述中对文化认知变革主题的贯彻,以及依托现实的文化生活为基础,对“症候阅读”内在逻辑的修订,即认识到语言结构的预设后超越预设本身。“主题”指涉朗西埃对意识形态命题的重新解读和在此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领悟的得与失。朗西埃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彻底置换为感性现实中的具体议题。朗西埃对政治解放与文艺审美的关注,可谓阿尔都塞命题的“借尸还魂”。然而,朗西埃从文化维度理解感性现实的逻辑,终究不同于马克思对于物质资料生产的论述,这一点折射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过分重视主体性而忽视马克思感性现实真正蕴意的局限。基于此,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三。其一,结构主义的断裂与叙事的解放可视作为诠释朗西埃批判和传承阿尔都塞的逻辑切入点。对阿尔都塞的全面清算是朗西埃成功割舍结构主义的印证,对文化认知变革的成熟阐释则是寻找到叙事解放之路的标识。与结构主义的断裂是为“破”,探求叙事解放之路是为“立”。唯有抛弃既有预设,方能无阻碍地构筑成熟的学术观念,也唯有学术观念走向成熟,抛弃既有预设的倡导方能最终获得逻辑支撑。其二,在朗西埃的学说中,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与传承是显性与隐性的关系。显性的批判是为了隐性的传承,因为朗西埃从未真正放弃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兴致,显性的批判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命题能最终以脱离结构主义的姿态显现在朗西埃本人的叙事之场中。其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朗西埃的学术思想中长期在场。对于朗西埃而言,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和传承均是为了以更为贴近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方式重构意识形态命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感性现实与平民大众的立场既是朗西埃批判阿尔都塞的依据,也是其发掘平民大众文化潜能的灵感之源。朗西埃从文化生活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理解的“得”与“失”,亦可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