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崇高加底线的师德体系来同时解决诸如师德失范、师德高标、师德平庸等问题。然而,在盲目地构建这样一种师德体系之前,我们所需做的恰恰是以历史的视角来厘清师德问题的源流、还原真实的崇高和底线师德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我国近四十年的社会境况、师德文献的梳理、总结、分析;同时,借以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的相关思想理论进行深化;本研究考察了我国近四十年的师德观的流变。大体而言,其经历一个从“崇高”(1976——1984年)到“高标”(1985——1992年)再到“底线”(1992年之后)的转变。因此,除却绪论和余论,本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考察我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师德观。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师德文献和相关师德规范;本研究发现,当时的人们对师德的崇高性的认定来自教师作为“模范”的身份,但崇高师德的内容却是来自人民伦理,后者依据的是教师作为人民教师的身份。同时,通过对“献身”和“爱生”这两个师德要求的溯源,本研究发现这两个师德要求其实都来自人民伦理。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我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师德观。通过概述、分析这一时期的教师伦理学和相关师德规范;本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师德观念出现了高标化的倾向。在教师伦理学中,研究者混淆了师德的理想层次和师德的底线要求;这一 “混淆”在“理想一元”的境况下,并没问题;但从当时社会文化热的背景下来看,这—“混淆”无疑使得曾经的崇高师德变成了高标师德。同时,通过对《规范》的性质和内容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其普遍理想的导向亦对教师构成了道德压迫。第三部分主要考察我国在九十年代后的师德观。通过聚焦我国在九十年代初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本研究发现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转向——“躲避崇高”。这一观念上的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们对某种普遍的理想的拒斥,更意味着对理想本身的冷漠以及对崇高和庸俗之间的价值秩序的颠覆。相应的,在师德领域也开始出现了一种底线师德观的转向,即认为教师(职业意义上)不需要、也不应该崇高。进一步深究这种底线师德观,本研究发现其依据来自自由主义的公域与私域、职业与个人等两分。这些“两分”虽化解了师德高标、压迫等问题,但它们亦给师德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在最后,通过将底线师德与自由主义的相关思想进行类比,本研究发现底线师德要想实现其作为底线的功能,即实现其在逻辑上之于崇高师德的优先性,就必须以悬置崇高师德为前提;可是这种悬置本身却消解了崇高。如果底线增设了崇高的内容,那么它本身也就会变成一种基于某种至善的师德体系,进而失去其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所以,底线师德与崇高师德其实并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地结合;底线师德要想实现其逻辑上的优先性,必然要悬置、拒斥任何的崇高师德;尽管这一悬置可能会达到兼容多元的崇高师德的效果,但其暗含了对崇高师德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