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不断呈现新迹象，住房价格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上涨，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越来越难以实现，提高住房保障规模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在住房保障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已经建立了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棚改房的综合保障体系。但是近年来，全国许多地区先后对如何实现最大住房保障效果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停建经济适用住房、加速建公共租赁住房以及“三房合一”等措施已运行于部分地区的住房保障中。然而，这些举措可以归结成二方面，即保障体系中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是否都需要建设？若要建设则以何比例配建？因此，本文尝试从这二方面着手，站在政府的视角，研究保障房的配建结构问题，试图通过合理科学的确定保障房的配建结构，提高整体住房保障的效果。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通过住房外部影响论、居住隔离论、可持续发展论的融合，深度剖析我国的住房保障问题，分析各保障性住房的特征、供需情况，全面权衡中低收入家庭对各保障性住房的需求“缓、急、轻、重”程度。为了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对各保障房的需求程度，笔者从“成本—效用”二维角度考虑政府保障性住房的配建规划，设想通过建立“成本—效用”指标体系，作为政府决策保障性住房配建结构的理论依据。本文深入了解影响我国保障房配建的主客观因素，将政府确定保障房配建结构归结成一个决策问题，对比分析各决策方法优缺点，选用熵权法为基础，并建立熵权系数优化模型研究保障房的配建结构。通过熵权计算法计算出“成本—效用”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熵权系数，用熵权系数作为优化模型目标函数系数，再将影响政府保障房配建的强制因素反映于模型约束条件中，此模型全面覆盖影响保障房配建结构的强制性和柔性因素，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保障房配建方案提供实践参考。通过熵权优化模型对哈尔滨市保障房的配建结构研究发现，在“成本—效用”指标体系中，需求紧迫度对保障房的配建结构影响最大，政府需充分重视需求紧迫度；模型优化后的保障房配建结构不仅是从配建比例上调整了原配建结构，而且从配建体制上也有新的创新。因此，政府可以从配建比例和配建体制上优化保障房配建结构，实现住房保障的可持续演变，更快的提高住房保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