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二五减租”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浙江“二五减租”不仅与乡村社会的土地问题相关联，而且有鲜明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色彩。研究浙江“二五减租”，有助于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立体的”、“全息的”，而非“平面”的认识，从而实现“再现过去”的效果。另一方面，在中国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改革中，农业政策的改革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探讨浙江“二五减租”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影响其运行的条件和机制，对于我们当今大力推进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浙江“二五减租”比较困难。首先，资料零散，可供借鉴的成果较少。浙江“二五减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49年以后，对于浙江“二五减租”的专题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要全面分析，准确地把握，恰如其分地评价，自然有一定的困难。其次，该研究对象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政策学等诸多学科的有关知识，这对于理论素养并不深厚的我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研究的逻辑体系：力图坚持历史学、农村社会学、政策学的基本原则，运用叙事、定量分析、微观与宏观透视等方法，在总揽浙江“二五减租”发展线索的基础上，依次通过与乡村土地问题关系的分析，对社会关系变化影响的考察，以及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探索，把握浙江“二五减租”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从揭示减租社会势力的变化与减租活动兴衰的关系入手，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整合政策的运行条件和乡村社会整合的基本规律。 研究的内容分为以下五个章节： 第一章，浙江“二五减租”史的叙述。“二五减租”起源于大革命时期，就其政策本身而言，不仅具有经济问题的特性，而且融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内涵。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浙江“二五减租”实际上已演变成为：通过减租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进而整合乡村的重要举措。据此可把浙江“二五减租”分为三个时期：1927-1934年的兴起时期，1937-1945年的“精神再现”时期和1945-1949年国统区推行时期。 第二章，浙江“二五减租”与乡村土地问题。从理论上讲，浙江“二五减租”被视为解决土地问题较为理想的过渡政策。具体到1927-1934年间，浙江“二五减租”对地价的跌落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从减租后浙江乡村土地问题的实际状况看，它对土地问题的影响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却不能依据这一点来论其成败，甚至由此否认浙江“二五减租”在解决土地问题中的作用。因为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第三章，浙江“二五减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浙江“二五减租”政策的推行，不仅涉及到乡村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土地关系，而且触及佃业关系、地方豪绅业主与地方党部的关系、浙江地方党政关系。这种现象在1927--1934年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把这三种社会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着眼点，有助于揭示浙江“二五减租” 第四章，浙江“二五减租不解有“在近代中，转近代于深化对浙江“二五减租”与土地关系的理解，而且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社会的变迁。浙江“二五减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代巨变的烙印。其二，在近代异，使得浙江“二五减租”不仅近代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抗浙江“二五减租”及相关联的土一，浙江“二五减租”发展的每一阶段，均深深地打上了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国共两党对于土地问题历史定位的差响着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其整合乡村的绩效，甚至触及到了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都或多或少地与政策相联系。!其!冲i或节油!咖甲与1.本丧l畸第五章，浙江“二五减租”的兴衰历程，不难发现:国民党民党派系斗争等减租社会势力的之相对应:减租中佃农地位被忽!在1927一1934年间推行绩效甚微减租势力的兴衰。纵观浙江“二五减租”在1927一1934年‘方党组织、地方政府、佃农和社会舆论以及与之关联的国性互动，是促使“二五减租”在浙江兴起的重要原因。与和地方政权执行力度的严重不足，是导致浙江“二五减租”启示:大革命失败后“二五:的致命叫租·白弱点。的兴起，是国民党企图整合乡村的一次尝试。浙江“二五减租”，则是其中推行范氢围较叫、持的土地l’9题用续时间稍长的一个试点而已。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一举措不只触及到乡村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应看到，就酬江“二五减租”本身而言，其成败是受到众多的社会因素，尤其是乡村不平等的土地关系和甲共两党对于土地问题历史定位差异的影响和制约。历史经验告诉我，门:就近代中国而言，廿政的督导和辅助是政策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但整合乡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料力的良性互动。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求地方政府具备强有力的政策执行能力，而且更需障农村动员及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积极参与和配合。舍此，任何对于农村的改革，都无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