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万民法》致力于解决如下问题: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里,各“人民”(peoples)如何能够和平共处。在罗尔斯划分的几种社会形态里,合宜社会与仁慈的专制主义、负担沉重的社会以及法外国家一样,都是非自由社会,但很明显,相比于另外三种社会形态,罗尔斯更“偏爱”合宜社会,对其更多地呈现出了一种宽容的姿态。罗尔斯认为自由人民不仅不应该干涉合宜社会的政治体制,而且也应该在道德规范层面给予他们宽容。实际上,罗尔斯的国际宽容观与他更早时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有密切联系,可以说,他的国际宽容观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从国内延伸至国际社会的必然推导,而且从形式上看,他对于国际宽容的论证也是一个类比论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罗尔斯收到了来自世界主义者的许多批评。谭作为世界主义者,主张的是世界主义的方案,即主张以个人而非某一群体作为原初状态的各派代表,并认为对于合宜人民的讨论应该归置到非理想理论部分之中;同时,他认为他的世界主义也可以顺利地避过干涉主义和道德专制的陷阱。基于这样一种立场,谭对罗尔斯的论证表示不满,认为罗尔斯的类比论证不是正确的类比,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容对象不包括政治上的多样性,而对合宜社会的宽容却是对政治多样性的宽容,前后不具有一致性。并且在自由民主社会内部,受压迫的个体可以自由退出并进入其他团体,但在国际社会里,离开一个国家却要困难的多。谭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它无法处理个人自主和对非自由团体宽容之间的矛盾。但是谭的立场和批评还有待讨论,世界主义由于对普遍主义的执着追求,会不可避免地预设“普遍-特殊”的二分,从而忽视有特殊性的个体。而由于忽视国际多元化的事实,谭没有注意到,国际社会的重要特点是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当环境背景发生变化时,宽容的范围也应该随之扩展至政治领域。同时,合宜社会内部的个人自主受损程度,并不像谭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合宜社会的合宜性会保障基本人权,它们的协商等级制度也允许团体代表为其成员争取重要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