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1918年），湖南长沙人，字益吾，或逸吾、逸梧，号葵园，斋名虚受堂，与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并称为湖南四王。同治四年(1865)进士，历任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光绪十五年(1889)辞官归里后，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新政期间，还任过湖南师范馆馆长、湖南铁路局名誉总理、湖南省咨议局会办等。辛亥革命后自署曰逐，以清朝遗老自居，先后移居平江、长沙郊区东乡凉塘，以著述终老。　　王先谦是一个政治家兼学者，在清末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于学术亦涉猎广博，在经、史、子、集四部均有建树，著述等身，所撰、所编、所校、所刊之书多达58种，对当时及后世学界均有裨益，影响深远。　　而就政治和学术来说，王先谦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更为显著，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名学者，王先谦生前已饮誉海内，身后亦备受关注。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南巡抚岑春萱将王先谦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种上奏朝廷，朝廷因四书有裨于学术发展和世教人心而嘉奖王先谦，赏其内阁学士衔。与王先谦同时或稍后的学者对其学术也有很高评价，如李肖聃、吴庆坻、支伟成、徐世昌、蔡冠洛等。总之，王先谦在学术上成绩显著，而史学是其大宗，具有传统性和时代性双重特色。　　王先谦之所以在史学上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得益于他的经历和学术交游。王先谦一生经历了危世出生、困学苦读;仕宦生涯、学业益进;书院讲学、潜心撰述三个阶段。危世出生、困学苦读主要是王先谦在湖南读书阶段。期间受到湘学经世致用、向西方学习等传统的影响，故而奠定了王先谦史学中经世致用的学术基调。仕宦生涯、学业益进是王先谦在京师、江南等的从仕经历。在此阶段，王先谦受到京师兼收并蓄学术风气及江南考据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考据见长、兼容中西的史学特色。书院讲学、潜心撰述主要是王先谦在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的讲学经历，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另外，王先谦终成为一代史学大师，与其学术交游也有密切关系。他能聆听师长的教诲、潜心向学友请益、虚心与弟子切磋，这对其史学都有很大帮助。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王先谦的史学亦中西兼治。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史籍校注与文献整理、史地学与民族史研究、外国史地研究等方面。　　《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对古代史学名著——《汉书》、《后汉书》进行了校勘、注释和考证，是王先谦在史籍校注与文献整理方面的主要成果。这些体现了王先谦实事求是、不掠他人之美、重视追溯源流、广征博引、择善而从的治学特色。同时，王先谦也具有自觉的文献整理意识，非常重视对当代文献的辑录与编撰，并积极为友朋整理、刊刻遗著等。　　王先谦史地学与民族史研究的成就有:对地理名篇名著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的考订与校释以及对蒙古、中山国历史的研究。王先谦对蒙古及中山国的关注，体现了其忧患意识。他想用蒙古、中山国的历史来激励清王朝奋起抵抗外敌的入侵。王先谦的史地学研究虽然重视实地考察，但主要采用的还是文献考据的方法。　　王先谦史学中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其晚年对世界史地之学的关注和研究上，即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外国通鉴》等。从中反映出王先谦的西学观，即主张学习西方及日本的先进文化。在重道轻器、夷夏之辨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王先谦赞同的是学习西方的农桑、工艺和商业等。他虽然也承认西方工艺的先进性，但还是认为西学是“形而下”的学问，有贬抑西方文化的意味。　　王先谦具有求是、爱国、经世、变易等史学思想，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独具特色，集中反映在校勘、笺注与考证，集传统史学之长;综合各家之长，推动传统史书编纂体裁的变化和发展;尝试研究外国史，初步具有世界眼光等方面。　　从对王先谦史学的分析来看，其治学虽然主要是循乾嘉遗规，但毕竟已开始尝试外国史研究，且对当代史表示了关注。这些都是近代社会史学中的焦点问题，说明了王先谦的史学研究具有御侮图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