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扶贫、脱贫工作正处于“攻坚拔寨”的阶段，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指引下，贫困治理工作正在不断取得稳定的进步，但是着眼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着眼于未来更长远的发展目标，扶贫工作仍需不断深化。深度精准化的扶贫需要以准确的贫困识别为前提，而当前在我国贫困集中的农村地区，健康问题是贫困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导致农户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解决贫困问题就要从贫困户面临的这一风险入手，认真思考解决“因病致贫”问题的必要性。
　　保险作为应对风险的主要途径，然而我国的农村正式保险制度的发展存在局限性，个体或家庭的风险无法得到完全分散，因而居民在健康风险的冲击下容易陷入贫困。借助社会资本的“非正式保险”属性，本文期望证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潜在的非正式保障机制能够在家庭面临健康风险时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降低该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检验健康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之中，社会资本所起到的调节效应。本文将家庭存在的健康风险分为“一般性健康风险”与“灾难性健康风险”；在社会资本度量上，从“纽带型”与“桥接型”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会资本指标。使用Probit模型，本文首先通过检验健康风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验证了“因病致贫”问题的现实情况。其次检验了健康风险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过程中，农户的社会资所发挥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对回归结果做出了进一步讨论与检验。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经验，重点回答了以下几点问题：第一，“一般性健康风险”、“灾难性健康风险”是否均能够增加农户贫困的概率，即引发“因病致贫”问题？第二，在健康风险的影响下，农户的社会资本能否发挥调节效应，从而缓解患病家庭面临的贫困危机？第三，如果社会资本能够发挥上述的调节效应，那么这其中的影响机制何在？若不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资本的“失灵”？
　　依据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般性健康风险与灾难性健康风险均能显著增加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其中，遭受一般性健康风险会使得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增加 2%，而遭受灾难性健康风险会使得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增加 19%。第二，在遭受到一般性健康风险的条件下，社会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能够显著缓解农户的“因病致贫”问题。其中，“纽带型”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患病家庭的贫困概率约5%，“桥接型”社会资本可以降低患病家庭的贫困概率约5%。而在灾难性健康风险下，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不再显著。第三，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是影响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主要原因。研究同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提高农户的正式借贷可及性、亲友间转移支付的可及性、商业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来提高农户的保障程度，从而降低其因健康风险而陷入贫困的概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弘扬优秀文化,从团结公民意识着手，推动群众团结互助行为。第二，鼓励村民的社会参与，推动村民的社会网络建设，充分发挥地方组织的力量，共同应对风险。第三，推动农村市场化建设，构建完善的保险机制，发展正式制度的风险分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