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种筹资方式,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许多国家运用。开办博彩,对政治家而言是取得一种“无痛”税收,得到公众赞成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收入主要用于公益、体育等福利性支出。中国05年的彩票销售达713.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8%,若用发达国家博彩业发展的经验指标进行估计,国内博彩业未来的市场保守估计为1000亿,乐观估计达2645亿。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快速的增长速度凸现出我国博彩行为及博彩业发展的研究意义。目前,中国地下非法彩票泛滥的问题日益突出和明显起来。我国的国家彩票已经发行了19年,但是尚未建立发展博彩的理论解释、证明框架,也没有正式的彩票立法,这不仅影响了民政、体育事业的发展,还给了非法赌博、非法彩票以可乘之机,而且这一问题的日益严重还直接牵涉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博彩行为,为政府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和行业规范提供微观决策依据,把民间存在的社会游戏和一些地下存在的私彩转化为政府有控制的博彩游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博彩行为既违背了经济学风险规避的一般假设,也不能简单的被解释为风险偏好行为或是非理性行为,甚至不能简单地确定其性质。正是基于此,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这一特殊的微观行为机理,对不确定下的个体决策理论更富有一种创新的意义。从内容上看,完整的博彩业一般被认为由彩票、以人或动物为对象的竞猜游戏和卡西诺娱乐场三个分支产业共同组成。由于我国娱乐场和赛马等未开禁,所以本文的博彩主要研究各类彩票的购买行为。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在文献回溯及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博彩行为进行理论分析:人们为什么要参与博彩?是一种理性行为或有限能力下的理性行为还是一种有限理性行为或非理性行为?在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又引入投资组合分析,并对Shefrin的行为组合理论进行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其次进行博彩行为的实证分析。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博彩支出主要是一种娱乐消费还是一种投资?个人博彩支出的主要影响决定因素是什么?第二,现实中博彩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第三,在所有参与者中为什么有人选择国家合法彩票,有人选择非法彩票。本文通过海南调查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若干重要结论。最后,本文将博彩行为与自愿捐赠行为进行对比,分析了博彩行为的福利政策意义。由于博彩行为一直未得到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关注,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初期的探索性质,也有较大的可探索的空间。预期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一个博彩行为理论模型。从影响因素上看,本文提出博彩行为决策主要受制于主体的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态度,一是主体能力,并据此构造一个理论模型。第二、在行为金融著名的行为投资组合基础上进行一些分析,建立了博彩行为组合修正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