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客观存在，是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前提。精神病的诊断不能排除精神科医生的主观判断，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也伴随对患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实践中，缺乏制度约束的医生滥用诊疗权，使得“精神病”这一科学语词，异化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在此意义上，需要通过法律途径限制医生滥用权力，进而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精神病人的权利基础在于其“人之为人的事实”，与动物权利强调动物受到良好对待的资格不同，精神病人的权利强调基于其自由意志的选择。由于疾病，精神疾病患者行使权利的能力受限，基于患者最大利益原则、平等地关怀和尊重原则、比例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应对其权利进行偏向性保护，结合国际先进立法经验，必须通过国内立法机制保障其享有平等权、健康权、自由自主权、免受非人道的对待权、获得司法救济权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对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各国普遍选取了精神卫生立法的机制。长久以来，我国缺乏统一的精神卫生立法，使得对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状况不佳。一方面，有近七成的精神病人未获得有效治疗；另一方面，“被精神病”现象频发。2011年《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颁布为在制度层面完善对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提供了有利契机。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在法律层面加强对重性精神病人的财政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应以充分保障精神病人权利为出发点设计非自愿住院制度，严格救助型非自愿住院标准，赋予患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设立专门的异议处理委员会，并在患者权利受侵害时保证其有效获得司法救济。